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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间还被抽调参加县委巡察，在参与巡察的一个月时间里，经常加班加点，白天、晚上连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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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准到平时刻，请周组织一批人去欢迎，并先备好住处。”周恩来当即提出具体安排计划送毛泽东阅后，即交聂荣臻办理。7日晚10时，程潜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郭沫若等100多人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迎上前去，握住程潜的手，非常高兴地说：“颂公，别来无恙？一路上劳累了。”他又指着前来迎接的人们说：“你看，老朋友们、你的学生、部下都在恭候你啊！”程潜激动得眼睛湿润了，连声说：“谢谢！谢谢！”9月8日晚上，毛泽东为程潜设宴洗尘，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毅、陈叔通等出席作陪。席间，毛泽东等与程潜亲切交谈，追述往事。毛泽东感慨地说：“20多年来，我是有家归不得，也见不了思念的乡亲。蒋介石把我逼成流浪汉，走南串北，全靠这一双好脚板，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沉思了一会儿，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也过不成太平日子。阴险的美帝国主义存心让蒋介石吃掉我们。我们是被迫打了四年内战，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真是人心所向啊。”程潜被亲情感动着，也被革命的共产党人感动着，他说：“我作为国民党的一个元老，在大革命以后，对蒋介石是有看法的。抗战胜利了，但我对中国的前途怀有疑虑，甚至有些悲观。辽沈、淮海战役以后，国民党大势已成定局，使我看到了希望。平津战役中傅作义和后来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都是历史的必然。……”程潜站起来举杯敬酒：“今朝承蒙润之兄盛情厚待，我深感受之有愧。不过，尚望在我有生之年，愿随各位为建设祖国、造福人民做些事情。”毛泽东又动情地说：“颂云兄，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种欢乐。”毛泽东再次举杯：“你们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毛泽东对陈明仁也是厚爱有加。9月5日，毛泽东致电在长沙的陈明仁：“吾兄参加新政协已获筹委会通过，倘能命驾，极表欢迎。”同时，毛泽东又嘱咐周恩来等，让聂荣臻等一定要去车站迎接。10日，陈明仁到北平时，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等到车站迎接。和陈明仁照完合影后，毛泽东又嘱咐他洗50打照片，分赠故旧亲朋。再有一天多就要开筹备建国的大会了，此刻，毛泽东一定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一起涌上心头，感慨万千，借天坛寄天下情，携乡亲抒家乡情！。敬老院内老太跳楼自杀 法院判敬老院赔偿5万元敬老院内老太跳楼自杀法院判敬老院赔偿5万元2014年7月18日05:54来源:解放日报　　东方网7月18日消息：赵先生将母亲送进某街道敬老院，并申请了1级护理。

西安的灯饰产业把握机遇向西咸新区转移和集聚，将享受到一系列的利好条件。

队里仅有的国产车是解放卡车，发动机还用着上世纪40年代的技术。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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