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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某作为母亲多次使用菜刀割伤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小龙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小龙的双腿,还经常让小龙挨饿。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干部及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林某进行批评教育无果。2014年1月,共青团莆田市委、莆田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对林某进行劝解教育,林某书面保证不再殴打小龙,但事后依然再犯。同年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的后背、双臂。申请人梧店村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小龙的监护人,获得法院准许。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长期关注撤销监护人资格问题。佟丽华告诉记者,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在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相关原则性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很难得到落实,导致有些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父母没有受到有效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让我们看到,法院充分发挥少年司法能动性,本着保护孩子权益的原则作出相应判决。”佟丽华说。 这个判决影响深远。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相关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林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是在意见出台之前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开创我国撤销监护权之先例,为意见中有关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及撤销后的安置问题等规定的出台贡献了实践经验。 记者注意到,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用3个条文对撤销监护权的程序作出规定,而正在讨论大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将细化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措施,重点对临时监护制度进行设计。 根据民法总则第36条的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何挺认为,监护权的确定与监护权的撤销同样重要,撤销之后必须确定一名监护人,不然将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有僵尸条款之称的撤销监护权民法制度近年来被激活,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仍显单一 12岁女孩小芳的母亲在外务工,小芳留守家中由亲生父亲杨某独自监护,杨某竟借机性侵小芳长达数月。2018年12月11日,经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杨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犯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叙永县检察院向当地妇联发出检察建议,启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程序。2019年4月1日,法院判决撤销杨某的监护人资格。 “悲剧源于监护人的人性丧失,被害人所承受的伤害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办案检察官、叙永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古智敏为小芳的遭遇感到痛心。尽管已将小芳的生父杨某绳之以法,古智敏依然觉得检察机关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应尽一切可能防止杨某利用监护权再次伤害被害人。 “监护人被判刑不代表监护权当然丧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成为必然的选择。”古智敏认为,监护权被撤销不意味着抚养义务消灭,检察机关将督促小芳的生父杨某履行经济上的抚养义务。 关于撤销监护权诉讼的提起主体,两高两部监护意见第27条规定了4类,即未成年人其他的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朋好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及社会上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负责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也可以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 “撤销监护权的民法制度以前被叫作僵尸条款,这个条款近年被激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监护制度的使用仅仅停留在监护权撤销这种极端型案件中,非常单一,希望监护制度未来能够进一步完善。 “我们正在呼吁完善民法总则的监护制度,把总则里的监护制度细化在婚姻家庭篇,以便将来对司法起到更加细致的指导作用。”马忆南说。 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优先确保儿童人身安全。对上述困境儿童实行强制报告和举报机制,由公安机关、儿童福利机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共同应急处置,并根据监护人的相关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确实不宜由原监护人继续监护的,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开展监护干预机制。 记者了解到,北京一中院正加强建立对监护失格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积极构建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益。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处长杨剑此前在司法案例大讲堂上讲道:“儿童权益保护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生活兜底,一个是监护兜底,民政部门提供生活兜底责无旁贷,监护兜底上也没有任何意见。凡是出现监护不到位、监护没落实问题,都要追责。”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中院正在尝试推行强制报告义务,建立未成年人从业禁止人员库,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救助等特殊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应当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逐步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警示系统。 此外,北京一中院建议从顶层设计优化未成年人保护环境,探索创设国家监护职能的儿童权益代理人制度、强制亲职教育程序,立法建立互联网信息分级制度,全面规制涉未成年人不良网络信息。 “从法律层面上讲,强制亲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明白,如果其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北京一中院相关负责人说。（记者张晨）。台湾民众集会：日本政府应向“慰安妇”道歉 日本“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代表藤井实彦去年脚踹“慰安妇”铜像引关注。（“东森云”）新华社台北8月14日电（记者何自力、石龙洪）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上午，近百台湾民众聚集位于台北庆城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前，以活报剧、宣读抗议、递交抗议书等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
（本报平壤6月18日电）。南京整治租房市场 严查“高收低出”、挪用租金等行为 记者11日从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获悉，为防范和化解住房租赁市场风险，南京市房产局、公安局、市场监管局、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门将用2个月时间，依法严查“高收低出”、挪用租金等行为。南京房产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次专项行动主要针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和住房租赁企业。企业利用贷款融资高额租金抢占房源，搞“高收低出”、挪用租金，强制或诱导租客使用“租金贷”等行为将被严厉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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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迭代带动产业生态发展 每一次标准迭代升级，都会带来市场规模的指数级扩张，带来更强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移动通信产业进一步与各行各业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黑龙江考察时，双手捧起一碗大米，意味深长地说道：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是永恒的课题，容不得有丝毫懈怠。
第三，有利夯实两国友好往来的民意基础。
根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数据，在截至4月10日的一年中，特朗普政府对进口自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为153亿美元。
”IT解决方案服务商文思海辉高级副总裁张东蔚说，技术创新是做好服务贸易的核心动力，国内相关企业应坚持向底层技术下沉，实施全球化布局战略，更好地开拓市场。
对于资产端优势明显的平台，转型助贷也较为可行；金融科技实力强的平台，可能转型为技术服务商；对于各方面实力均不明显的平台，大概率会退出。
2014年启动的新高考改革，一改以往文理分科相对单一的选择模式，使考生拥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但过多的选择引发了考生和家长更多的焦虑，趋易避难、错位竞争、田忌赛马等策略被运用到了选学选考当中。科目组合多选择自主权大，选择自主权大选择焦虑多，这是一个选择悖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如何化解？作为正在面对选学选考的考生及其家长来说，又应该如何通过辩证地思考、辩证地应对，来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选专业比选学校更重要纵观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普遍采取的是“必考+选考”模式。这与这些国家在中学教育阶段鼓励学生既全面发展又个性发展、既发展知识又发展兴趣是紧密相关的，学校往往设置数量不等的课程供考生选择，既有必修课，也有选修课，以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我国的新高考改革为考生提供了丰富的选择组合，选择的弹性大大增强。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整体设计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其中，学生自主选学选考是关键突破口，希望以此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分散学生考试压力，减轻学生学习负担，既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又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浙江、上海率先发布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方案，2016年正式启动。浙江实行“7选3”模式，上海实行“6选3模式”。但在科目组合、选择机会呈几何级数增加的情况下，考生的选择却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从上海和浙江两地当年的改革情况来看，因学生选学选考趋易避难而出现错位竞争问题，考生用“田忌赛马”策略选学选考，也就是说“学霸”往往选择物理化学等难度大的科目，其他学生选政史地生等难度相对较小的科目。很显然，这与最初的政策设计初衷出现背离。以浙江为例，2011年浙江省万考生中考物理的有16万；2017年总考生人数变化不大，但选修和选考物理的高中生万人，占比36%。为解决物理选考人数下降这一问题，浙江于2017年12月推出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确定物理选考保障数量为万。如果选考人数低于这一数量，以万为基数，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如果报考人数超过万，则按实际数量进行等级赋分。此举是为了吸引考生报考物理，但实际效果似乎并不明显，上海也有类似问题。为避免上述问题，今年启动新高考改革的8个省份开始实施3+1+x，即历史、物理必选1，思想政治、化学、地理、生物任选2，避免了物理受冷落的问题，但会不会仍然存在趋易避难、错位竞争的问题？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看，制度设计与人的行动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分析个人行为有两个具体方面，一是动机，二是环境辨识。不同动机、不同的环境辨识能力会极大地改变实际选择的社会结果。我们现在处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末期，即将进入普及化时代，人们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已经从上大学转变为上好大学、好专业。从个人动机上来看，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无论在制度设计上给学生提供再多选择，好大学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而好专业只能排在第二位。所以，考生在选学选考科目时，首先考虑的是选学选考哪些科目更有助于自己考上好大学。同时，由于每个人选学选考中的环境辨识能力不同，而且每个人所拥有的他人行为信息是不完全、不对称的，因而每个人在选择中处理、组织以及利用他人选学选考信息时均存在一定的心智能力上的局限，于是便演化出了弃学、弃考物理等简化处理过程的错位竞争行为。因为单位时间内改善物理化学等科目成绩的时间成本太高，而历史地理生物等科目则具备这种可能性。除非个别考生在物理等方面确实表现优秀，否则不会选学选考物理化学等课程。新高考改革推出之后，必然面临一个改革阵痛期，考生和家长的不适应正是阵痛期的典型表征。实际上，浙江、山东等省份实行的本科批次合并录取、“选专业+选学校”的志愿模式，有利于平衡高校之间的生源差距、淡化高校之间的身份差异，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入选“双一流”的高校来看，相比原来的“211工程”新增了25所高校，其中部门高校增加了6所，而地方高校新增了19所。“双一流”高校当中，地方高校占比达到%，相对“211工程”提高了近10%。说明部分地方高校的部分学科专业要优于传统名校，传统名校并非每个专业都优秀，对于学生选择而言，选专业应该比选大学更加重要。选考科目的个人兴趣比是否能在高考竞争中胜出更重要目前的新高考改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尊重了考生个人的兴趣爱好，对考生个人来说应该是快乐的。但真正到了白热化竞争阶段，很多学生、家长和学校又放弃了对兴趣的关注，导致学生在科目选择上不够快乐、趋易避难，主要是因为科目之间的分数存在事实上的不等值问题。如果物理、化学等科目与历史、地理等科目难度相当，恐怕考生首先尊重的是自己的爱好和专业兴趣。另外，选考科目和外语有两次考试机会，也可能存在两次考试分数之间的不等值问题，而且进入高中就面临选考问题，实际上增加了考生的心理负担。总体上看，考生对于考试科目的选择，往往是看所选科目是否有利于在高考竞争中胜出。而且学生选择是在家长、学校的主导下进行，而不是出自自身的兴趣，或者说对自己的兴趣本来关注就不多，更不会把选学选考科目与个人未来发展挂钩，这才导致了选学选考的选择悖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科举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虽已废止百余年，但余风犹存。绝大多数家庭和考生仍将高考作为“鲤鱼跳龙门”的关键一跃，只要考过，就是成功。实际上，用终身学习的眼光看，高考只是一个驿站，大学是新的学习过程的开始。我们不能把教育等同于考试，考试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既要看到高考制度改革的进步，也要不断进行修正，不管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就高考本身的定位而言，一定要站稳大学选拔新生这一根本立足点，赋予大学更多的自主选拔权，摆脱在新生选拔当中对高考成绩的过度依赖。在选学选考科目设置方面，可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用更能够体现专业特点的大学预科课程来代替，学分可由高中带入大学，以此来体现高中与大学的关联与衔接。从长远来看，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应该更关注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作者：刘恩贤，系青岛大学青岛教育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吕慈仙，系青岛大学青岛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责编：实习生(王子文)、孙竞)。《加油，你是最棒的》成暑期档荧屏“黑马” 暑假档的电视剧市场竞争激烈，而马思纯与邓伦主演的《加油，你是最棒的》自上月末播出以来，还是在豆瓣收获了的不俗评分。剧中，邓伦和马思纯分别饰演落魄演员郝泽宇及助理福子，展现了小人物的乐观、善良和打拼精神，赢得了观众喜爱。近日，马思纯接受了记者采访，她表示饰演福子这个角色感觉很享受。 谈角色饰演福子很享受 相比之前《七月与安生》中的陈七月和《橙红年代》中的胡蓉，此次马思纯饰演的福子非常生活化。
把钱花在刀刃上 众所周知，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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