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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市场化实际上就是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有了公平竞争的环境，无背景、无资源的“热血青年”才会纷纷来到深圳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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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组织未能施救成功，志士从容就义　　7月6日，敌人在报上公布了抓到施英的消息后，在上海数十万工人中引起轩然大波，立即有许多工人向组织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救出施英。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情况下，蒋介石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了准备抗战的决心，但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企图。

“九一八事变”后，石井四郎在军医学校防疫部内建立防疫研究室，不久又在中国东北设立731部队，研发生物武器。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就是731部队的大本营和司令部，这些人骨被认为是“731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的受害者的骸骨”。日本札幌大学教授佐仓硕曾对这些人骨进行鉴定，确认人骨有100具以上，许多头骨上留有医学试验的痕迹。这些遗骨多数属于青壮年。2006年，曾在原日军陆军军医学校工作的两名前日本红十字会护士也作证曾参与掩埋人体标本。“不正视历史，就无法取信邻国，日本也将无法与邻国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军医学校原址所发现人骨问题追究会”事务局长鸟居靖介绍说，这些人骨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等地，“它们真切地诉说着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野蛮”。今年是人骨被发现30周年，“军医学校原址所发现人骨问题追究会”通过图片展、战争遗址考察、讲座等活动，呼吁更多日本民众学习历史，珍惜和平。此次图片展共展出20多块图片展板和上百册相关图书资料。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参观图片展的人络绎不绝，不仅有耄耋老人，还有很多年轻人。“日本曾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伤害，然而时至今日仍有日本右翼政客试图隐瞒这段历史，这令人愤慨。历史不容篡改，日本政府应该公开相关侵略战争历史资料，并进行诚挚道歉和反省。”19岁的青山翔说，今后将向更多朋友介绍这样的活动，“大家一起学习历史，这样我们才有未来可言”。“让日本年轻人形成正确历史观，这是我们的责任。”参观者对马铁子说，历史上，日本给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然而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从两年前开始，我每月都组织历史学习会，给年轻人补上这一课。”日本非营利机构“731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研究者奈须重雄说，希望更多日本民众积极了解日本侵略战争历史，以史为鉴，避免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