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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防御体系通过钓鱼城，起到纲举目张、如臂使指的作用。钓鱼城三面临江，一面制敌，下负重庆，互为依托，实为蜀中军事要塞。蒙(元)军若置钓鱼城不顾，绕道攻袭重庆，则是孤军深入，“无虏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元史》卷157《郝经传》），由此而屯兵坚城之下，必然兵老锋钝，势衰力竭。而钓鱼城守军却可以突破封锁，随时出兵应援，使其腹背受敌。这也正是后来元东、西两川合兵远道攻围重庆，而屡遭惨败的关键所在。蜀中坚城：宋无西顾之忧，元无东下之路蒙（元）屯兵蜀中，由川东到夔门，必经华蓥山脉，其间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通过:一是由峡路顺嘉陵江经钓鱼城而下重庆;二是经地处华蓥山中段西麓宝鼎山下的山口（今四川华蓥市溪口镇）跨越渠江通于夔、万。钓鱼城正面控扼三江，背依华蓥山脉，既可阻止南下蒙古军的长驱直入、以蔽重庆，也可以连接大良礼义诸城，封锁渠江沿线，使蒙（元）军难以越过川东、打开通往夔门之路。钓鱼城是“扼其吭，抚其背，制其死命”的蜀中坚城。壮烈史实：独钓中原，独守孤城13世纪，当整个欧洲在蒙古人铁蹄下颤抖的时候，中国西南腹地钓鱼城，却与蒙古大军顽强对抗了36年（1243年至1279年）。钓鱼城独自“钓”住了尚未坍塌的一角江山，延续南宋王朝的历史寿命。1276年元军攻克临安。1279年，崖山海战宋军失败，南宋灭亡。而此时，钓鱼城上的“宋”字旗仍在高高飘扬，1279年是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真正“独钓中原”。叁独钓“中原”三十六年背后的文明与智慧庞大而精密的军事防御设施钓鱼城军民充分利用有利地形而修筑的主体防御建筑，总长达8公里。将雄关隘口连成一体，以粗犷、宏大的气势给人以视觉的强烈冲击。一字城：一字城名称的出现只在元明时期的文献中，且对象基本都集中在宋末元初。钓鱼城下南北江岸的一字城，打破了中国古代以“交圈闭合”方式修筑城池的传统，是筑城史上的一大创举。一字城护国门：护国门为钓鱼城的标志性建筑，是钓鱼城八座城门中最为宏伟的一道险关，位于城南的第二道防线上，左倚悬崖绝壁，右临万丈深渊的嘉陵江，上书“护国门”和“全蜀关键”。护国门垛口：钓鱼城城墙的外墙，均用条石砌成高2米的垛口（亦称雉堞），垛口的上部为倒“品”字形的瞭望口，供观察敌情、指挥炮手发炮击敌。在垛口的下方，还有一方形小孔，为射洞，用以射击来犯之敌。垛口砲台：砲，宋蒙（元）战争时期双方广泛使用的杀伤性武器，“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明史兵志四》）炮台跑马到：在钓鱼城的城墙上，还铺砌有宽米，可容“三马并行、五人同进”，并与城中道路连接的跑马道，构成了四通八达、方便快捷的交通路网，以便战时城中增援力量的快速出击和炮车、抛石机、床弩等威力巨大的远程兵器在城上的移动发射。跑马道南水军码头：与南外城紧密结合，构成了钓鱼城主城之下山地设防和江岸设防的综合攻防体系，并由此而形成水军码头依托外城、外城依托主城的梯次配置。水军码头飞檐洞：飞檐洞（奇袭通道）上接跑马道，下临城墙外悬崖。洞身原属山顶岩石上一处天然裂缝，因其上筑城墙，故而形成巨石夹峙，进深10余米，最窄处约米，仅容单人通过的暗道。该洞幽深、隐蔽，依山就势，军事攻防价值极为突出。飞檐洞九口锅：九口锅”是宋蒙之战时的兵工作坊遗址，这些锅状凹坑就是当年碾制火药，制造铁雷、火炮等大杀伤力武器的地方。“九口锅”有“中国最早的兵工厂”的称号，是“世界兵器史上飞跃发展时期”的重要见证。九口锅大天池：钓鱼城内原有天池14处，总积水面积80余万平方米。这些天池，均为钓鱼城军民所凿，是抗战军民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大天池系统而全面的军事防御体系第一，防御层次分明针对蒙古军队多自北而南的特点，这个防御体系以重庆为大本营，以合州钓鱼城为屏障，以长江为依托，以长江南岸为后方，以流注于长江的4条北南走向的大江(岷江、沧江、嘉陵江、渠江)畔的山城为骨干，形成了一道天然的叉状防御网，把长江北部作防御正面，南部作防御纵深，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散漫布防，层次不分的防御格局。第二，防御重点突出由于整个防御重点收缩在沿江一线的少数山城，使四川的防御力量相对集中，一改过去布点过宽、力量分散、易被对手各个击破的状态，充分体现了“守点以守面”的防御思想。第三，防御阵地坚固，宜于长期坚守山城既是官民保据的要地，又是耕战结合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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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处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加强人社部门、法院、工会、企业代表组织间的沟通协调，采取统一行动，切实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劳动争议处理中的问题。为此，通知从进一步做好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预防协商工作、加强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调解工作、提高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仲裁质效、强化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等四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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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的共识是，辞赋的渊源文体至少有以下九种：诗经、楚骚、战国策、先秦宫廷俳优艺术、先秦神话、先秦隐语、先秦寓言、先秦俗赋、秦汉说话艺术等。其实，汉赋浑和的应当还不止这些文体，它几乎整合了所有之前已有文体。西晋皇甫谧《三都赋序》曰：“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这个“加”，既指语言、修辞方面，也应包括文体方面。试想：赋之为体，有什么已有文体是不可以“加”进去的？无论经史子集，还是诗骚歌谚，抑或言语论说，都可以“无缝对接”。所以赋给人的最大感觉就是：它总是“满满”的，读赋能让人“吃撑”。西汉司马相如就曾说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说文解字·贝部》：“赋，敛也”，这就说明，赋的本意就是“聚敛”，是一种以聚积性为主要特征的文体。明代屠隆说：“文章道钜，赋尤文家之最钜者。包举元气，提挟风雷，翕荡千古，奔峭万境，搜罗僻绝，综引出遐，而当巧自铸，师心独运。岂惟朴遬小儒却不敢前，亦大人鸿士所怯也。”此言充分道出了赋的集合性和创造性。唐传奇、元明清戏曲无疑也属于“大成”之强势文体。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传奇之妙处，正缘于其“文备众体”。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小引》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戏曲的特质及优越性也在于其“无体不备”。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或说，曲为“词余”。这些也都说明戏曲文体的浑和性。英国作家福斯特曾说，小说具有很强的综合“左邻右舍”的能力。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浑和文体是长篇小说，其优越性超过戏剧。两者虽然都属叙事文学，都有很强的整合性，但戏剧（包括影视）因仰赖舞台（或屏幕），整合性受到一定限制；而小说，变搬演为白言，具有最大限度的整合性。所以，长篇小说好比中国古代文体中的“超级恐龙”，拥有无穷的能量和活力。迄今为止，长篇小说仍无与争锋地雄踞于大成文体的宝座之上。然而，大成文体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自身仍处在永不间断的浑和进程中；另一方面它也要更新换代。在文学史上，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大成文体。新的大成文体可以兼包所有的已有文体，其中包括旧的大成文体。然后，随着新的大成文体的上位，文坛趋于稳定。直到一段较长时期后，更新的大成文体再次出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这就是大成文体的衍化史。形成大成文体的文化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大成文化”。《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和，是天下之大道。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印度时曾说道：“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这就说明，和为贵，是“最中国”的文化理念。《国语·鲁语》记周太史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最高境界的和，古人谓之“太和”。《周易·乾》曰：“保合太和，乃利贞。”合和，方能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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