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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还提名多名怀疑气候变化论的人士出任美国能源和环保部门负责人，推翻前任政府的诸多环保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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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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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围绕“新闻行业如何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开展工作”为题进行了座谈和交流。

会议听取了北京冬奥组委关于组织管理、《新规范》实施、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测试赛准备、宣传、公众参与等内容的主题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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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事实、摒弃偏见，才能立信于国际社会。

第四代导演的作用在于承前启后，继承过去中国电影的传统，同时对新的电影艺术理念有所吸纳、开拓和创新。

“中国冰淇淋元年”诞生“钟薛高”创始人林盛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将2019年定义为“中国冰淇淋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