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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0-09 20: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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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剑峰)原标题:以健康素养促进“主动健康”(人民时评)——共建共享我们的“健康中国”③《人民日报》(2019年08月15日05版)。习近平的2019上半年:夙夜在公担重任 聚力攻坚打硬仗“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2019年开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励精图治,孜孜不倦,在国家发展各个领域深耕厚植,成果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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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美国加州的山火“坎普”,过火面积超过620平方公里,伤亡损失惨重。这些发生大火的国家,与我国北部林区纬度接近,植被、地形等条件也较为类似。目前,我国的森林火灾防控形势怎么样?记者进行了采访。  我国森林火灾次数、资源损失和人员伤亡较十年前大幅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全年发生森林火灾9260起,2017年发生森林火灾3223起。“总体看,森林火灾的发生具有3—4年的准周期。近年来,我国森林防火形势稳定向好,森林火灾次数、资源损失和人员伤亡较十年前大幅下降,东北、西南等重点林区发生的较大以上规模火灾,基本上都在3天内得到有效控制,更没有造成像美国加州山火这样巨大的损失。”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司令员徐平介绍。  森林火灾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危险性高,是全球发生最频繁、处置最困难的自然灾害之一。徐平认为,我国在森林火灾防控上具备一定优势:  预防扎实。“据统计,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是人为因素引起的。林区防火紧要期内,一个烟头、一个火星就可能引发一场森林火灾,造成巨大损失。比如2017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毕拉河林场‘5·2’大火,就是由于林区工人倾倒煤渣引发,几个小时就发展到上千公顷。”徐平说,目前我国各地出台了严管野外火源的规定,定期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建立火险分级响应机制,高火险期发布禁火令,加强防火宣传等,从源头上减少了火灾的发生。  动员快速。国家层面,我国有万人的森林消防救援队伍,地方有10多万人的专业森林消防队伍和数十万人的兼职、群众灭火队。在中国消防协会森林防火专业委员会主任朴东赫看来,这种专群结合、常备力量和机动突击力量相结合的扑火力量体系,能在火灾发生时快速动员、形成合力,实现“打早打小打了”,及时将火灾消灭在初发阶段。对比之下,国外一些国家的森林消防人员虽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分属多个部门甚至私营公司,缺乏统一调度指挥,动员效率不高,容易错过早期的最佳扑火时机。  组织高效。朴东赫介绍,我国森林火灾防控能形成“全国一盘棋”“协调一致”的组织指挥体系,各扑火力量在统一调度指挥下,快速明确任务分工,落实扑救责任。今年正式组建应急管理部,调整加强了国家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的组织领导,进一步夯实了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负责、部门分工协作的组织指挥和责任体系,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森林火灾防控,装备技术显身手  森林火灾防控,防扎实、人给力,还需技帮忙。从最早几乎完全依靠人力扑火,到如今通过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护、预测火险等级等多种科技手段综合应用,目前我国在森林火灾预防和救援上已有较为完善的体系装备,能帮助及时发现火警火情,尽可能在初发阶段就投入力量迅速扑灭。“火灾救援上,今年还引进了高效灭火剂,既可以直接用于灭火,也可以在避险逃生时使用,而且高效环保。再比如我们的装甲车和全地形车,主要用于在各种复杂地形载人、载装、载水快速到达火场,在扑救没有道路的原始林区森林火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徐平介绍。  “长期以来,国家一直在大力提升森林防火和救援装备的科技水平,但由于森林灭火的复杂性,很多先进技术很难在野外作业中应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特别有效的技术和手段。因此,我们一方面积极引进新技术,一方面也在现有装备上革新拓展功能。”徐平说,比如给灭火直升机安装红外成像设备、图像传输设备等,实时获取火场信息,为各级指挥员正确决策、合理部署兵力提供科学详实的依据。  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副司令员闫鹏说,我国的防火基础设施和灭火装备手段建设还可以进一步加强。比如,目前我国各重点林区取水点、停机坪、通信中继站等灭火保障设施还不够完善,国有林区平均路网密度仅为米/公顷,向火场进行人员、装备、物资投送仍存在一定困难。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森林草原火灾监测预警、火场通信、航空灭火、大型装备和个人防护装备等方面的能力水平。我们也正积极向国家建议,力争将新研制的AG600大型水陆两栖飞机引入森林火灾救援,它可以一次性载水12吨,有望在快速灭火中发挥攻坚克难的作用。”闫鹏说。  目前正处于秋冬季森林防火期,须继续夯实基础、提升能力  过去5年,我国共完成造林亿亩,森林面积达到亿亩,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森林资源总量的不断增加,给火灾防控带来挑战。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后,林区林下的可燃物积累加快,大小兴安岭、长白山、滇北等大面积的原始林区,可燃物载量已经达到近20年峰值。”在徐平看来,美国加州山火频发,有全球气温升高的客观原因,也与森林管理不善、数十年来的朽木堆积无人清理有关,一旦起火就会强度很高,扑救难度很大。“这也警示我国,特别是北方一些重点林区,要抓住降雪前的有利时机,采取计划烧除、人工作业等方式,及时清理林内倒木和枯枝落叶等可燃物,以及林缘地带、沟塘河套的连片枯草,有效排除隐患。”徐平说。  目前,我国正处于秋冬季森林防火期,北方随着降雪来临,防火形势趋于缓解,南方特别是西南林区将逐步进入火灾高发期。闫鹏介绍,从气象因素看,秋冬季林区往往气候比较干燥、相对湿度小;从可燃物因素看,秋冬季林下可燃物载量大、含水率低、干燥易燃;从火源因素看,由于正值收获季节,农事用火频繁,入山采集、挖掘等搞副业的人员比较多,人为火源的隐患较为突出。  结合秋冬季森林防火实际,闫鹏认为,当前要加强形势研判,做好火险预警。森林防火、气象等部门要综合分析天气、林情、历史火灾情况等各种因素,科学预测各地区火险等级,及时发布预警信息。“黑龙江省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每天都会通过短信平台提醒区域内的公众,严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草原,同时提示报警电话。这种方式简捷快速、覆盖面广,确实非常有效。”  此外,要突出重点,加大野外火源管控力度,尤其要抓好农事用火、野外作业用火和节假日火源的管理;结合实际加强防火设施建设。“总体看,秋冬季林区是缺水的,而水源因素又是森林灭火的重要依托,因此,进入秋冬季防火期,要把加强水源建设作为一件大事,周密细致地勘察维护林区水源设施,高火险地区还应适当采取开设贮水池等方式预设水源,满足紧急情况下以水灭火的需要。”闫鹏说。  “枝繁叶茂一百年,化为灰烬一瞬间。”闫鹏认为,森林大火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威胁生态环境和美丽中国建设,必须进一步完善机制、补齐短板、夯实基础、提升能力,避免小火酿成大灾。(责编:袁勃)。江西多措并举帮儿童“系好暑期安全绳”原标题:结合具体实际突出工作重点江西多措并举帮儿童“系好暑期安全绳”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江西省上饶市妇联和上饶县妇联联合举办了一次特别的军事夏令营活动,参加夏令营的60名孩子来自上饶县茶亭镇农村低保家庭,也有的是留守儿童。

本报记者武亦彬摄本报讯(记者陈强)为了避免“垃圾围城”,大兴区从去年开始对建筑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制成透水砖等再生产品“反哺”城市建设。截至目前,大兴区已累计利用4352万吨再生产品,利用率达到了%,再生资源利用量占全市总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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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调查,如果可以有所查、有所不查,这种选择性反腐如何取信于民?*以上只是作者个人言论,不代表本网观点。词曲统观视角下明代词曲互动研究基于词曲共同的音乐文学本质、词曲在后世的共生互动现象,词曲统观自然地成为了研究词曲或曲史的一种重要视角。自南宋开始的词,从音乐性质的文体发展到与诗同等性质的不可歌的文体后,走上一条狭窄的雅化之路。至明代,词一方面接续这一创作路数,而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失去流行音乐文学功能而渐次案头化时,那种与生俱来的“曲”基因,令其即使在备受压抑的状态中也要顽强地去找寻适合的养分,因此出现大量词的曲化现象,词曲互动由此发生。《草堂诗余》的典范性指导词曲统观意识实际从明代追捧南宋《草堂诗余》开始建立。《草堂诗余》分类本在它诞生之日起就承载着词曲一体的音乐唱本的意义,它与词的应歌性,或者说与“词的曲化”有密切的关联,又恰好在明代传播兴盛。相当一部分明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坚持着词的流行音乐文学属性这种意识,而同时又要面对词已失去流行音乐文学功能的尴尬。明词对《草堂诗余》的接受和模仿属“别一种曲化”,是从观念深层向“曲”的倾斜,是向词的源起——晚唐、北宋词吸纳“曲化”因子的过程。正因为明代有对词乃流行歌曲性质的认同,令《草堂诗余》得到了一枝独秀的流行,也正因为《草堂诗余》的典范性指导,遂使词家,特别是嘉靖及之后的词家不自觉地受《草堂诗余》的影响,也正因为《草堂诗余》的大热,遂使“曲化”词在明中后期沿着流行歌曲之路发展,进而与“时曲”相亲近。其一是《草堂诗余》影响下词的创作及活动。从《草堂诗余》对明代词家评价标准的树立、词人创作风范的影响以及以陈铎为代表的对《草堂诗余》规模模仿作个案探查,了解到这“别一种曲化”在明代的具体表现特征为:“恒平俗”“以便歌”,以宣泄功能、应酬功能、娱乐功能为尚,以词“颂酒赓色”“于闺幨内奏之”为标准。通过考察陈铎《草堂余意》对周邦彦词的和韵词,可见陈铎《草堂余意》对《草堂诗余》的亦步亦趋,开始了明代文人宗“草”观念的形成。陈铎在创作实践上为明代文人以“草堂”风格为曲化标准创作树立了极端的典范,应属于明前期词之曲化意识的集中体现之一,从而带动明代词人或多或少对《草堂诗余》加以模仿,效宋人词、和宋人韵之作层出不穷,而且所选词人词调大多出自《草堂诗余》。此类曲化词的创作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其二是“词曲共生”背景下词向散曲、剧曲及民歌小曲等时曲倾斜的创作及活动。明词受时曲影响而呈现部分曲化的表现形态为:一方面从音乐功能上部分明词依然可唱,只不过是“依时曲入歌”;另一方面在文词风格上向明代文人散曲或民歌小曲倾斜与模仿。通过探查《魏氏乐谱》及明词序跋、明代诗话、词话、曲话等文献资料,寻找到部分明词可歌的依凭,认识到旧有流行歌曲性质的外在形态仍在明词中部分留有,进而通过文献查考,针对明词是以何乐何谱来表现词的音乐性这一问题得到答案,即“依时曲而歌”。通过以徐士俊、卓人月《古今词统》评点为例观词论家词曲融通意识的具体体现,认识到所谓“曲代词兴”“曲兴词亡”的提法实有偏颇,明人并不认同。“词亡”之真正含义在于“所以歌咏词者亡也”,然词又以今世之乐之谱仍发挥着它的音乐功能。且不管明人在词的创作上有多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明代确是南宋以来直至清词这一漫长发展阶段中词曲同源意识最明晰也最接近词之本体的时代。明词的时曲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明前期:瞿佑存词较多,且区别于刘基、高启等政治精英类词人。他被认为开“明词曲化之先声”,然学界对曲化词的构成元素及渊源尚不清晰。但通过细致梳理瞿佑的创作历程,特别是对词集《天机余锦》与《乐府遗音》从版本、成因及词学表现方面深入探查,可以得出结论:瞿佑所代言明代初期词的时曲化的指向,多是沿元代词曲融通的路数。他开启了后来明人在词曲创作中进一步的融合之路并增加了更为浓郁的世俗味道。第二阶段为明中后期:被称为“我明一绝”的“小曲”,经过明前中期的民间酝酿至嘉靖年间形成风潮席卷全国。这“真的诗”对明散曲加以全面影响从而又转而影响到词。至此,明前期元代词曲的惯性延展,且告一段落。故明代中后期词的时曲化指向更多的是明代小曲的精神特质及表达方式。通过吴中代表词人祝允明、唐寅,可以探查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词曲互动的实际状况。同时亦可通过对明代中后期深受时曲影响下的词人词作情况作纵向梳理、选取明拟话本小说中所用词调这一角度,进一步认识部分词调的时曲功能在文人创作中的影响。明代词曲创作呈交叉融通之势伴随着词体由雅变俗,散曲却由俗变雅,明代词曲创作呈交叉融通之势。相同的时代,施之于不同文体却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态势。我们不禁要感叹文学生态与文体生态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然通过梳理南曲兴盛后明散曲的雅化倾向以及当时曲论中所反映出的词曲统观意识,认识到自南曲兴盛后,南散曲向词体的具体借鉴即雅化,仅止于花间婉丽型与北宋清雅型,并未逸出明词宗“花草”之范畴,可以说其雅化亦相当克制,属于适度融入,二者在此找到了共同的融合点。当然,明代散曲的词化,主要表现在文词上,已脱离了音乐文学的前提。这种雅化的重寻旧路,反映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即雅俗之变、朴与华之交替已成为文学发展不断循环的轨迹。晚明散曲的词化现象姑且视之为文体自身的一种摆脱痼习的努力。开辟词曲兼擅家这一视角,对明代词曲家进行个案探讨,可以梳理出他们在由曲到词的文体转换中,自觉或不自觉间表现出的差异和共通性,从中发掘出词曲互动发生过程中从作者到作品到接受层面的诸多现象与问题。如杨慎、高濂、施绍莘、王屋等明代词曲互动中具代表性意义的词曲家都是特别有意义的透视点。同时惊喜地感知到明代文人(特别是晚明)那活泼泼的生命火花,认识到文体研究不仅仅是从文体到文体,它是由有血有肉的人以及有生命的文字构建起来的。“词曲互动”所具有的开放性、融通性,恰是明代时代特征与文人精神的绝好体现,它昭示着一种状态,一种从观念到行止风貌皆显放达的人文状态。(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代词曲互动研究”负责人、黑龙江大学教授)。中国气象局与扶贫基金会共建贫困地区预警信息发布渠道人民网北京5月12日电(施麟)12日,在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主办的2019“向灾害SAYNO”暨小小减灾官全国公益科普活动启动仪式在上,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基于共同的防灾减灾公益服务社会职能,合力在减灾扶贫预警发布相关领域开展全面合作,提升面向贫困地区民众及贫困地区应急责任人的预警信息精准发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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