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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5-10-22 21: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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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奖”、“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科幻世界》杂志、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等奖项和国内机构组织与刘宇昆、立原透耶等一批优秀的海外译者、学者、出版人同心协力,克服语言文化和市场机制上的种种障碍,组织一系列“走出去”与“请进来”的交流活动与合作。这些交流合作充分发动世界范围内关注、支持、热爱中国科幻的力量,为中国科幻走向世界打下坚实根基。科幻文学这种有计划、成规模的海内外交流合作可资借鉴和推广。  这些交流合作之所以较快取得显著成效,更深层的原因则是海外读者、出版界、学术界对当代中国的浓厚兴趣。他们关注、喜爱中国科幻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科幻可以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当代中国与中国人。如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不容忽视的位置,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如何想象未来、中国人如何看待科技与人类的关系,深受世界读者关注。以《三体》三部曲为例,其与中国历史、中国精神深刻结合,展现中国人对于人类未来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担当,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品鲜明的中国元素是其吸引海外读者的重要原因。  科幻虽属幻想性文学,却是颇能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学类型之一,它探索并深刻揭示当前人类与科技共生并进的复杂图景,先天具有跨语言跨文化的全球性视野。这是科幻文学能够顺利“出海”的天然优势。在《三体》带动下,韩松、夏笳等一批中国科幻作家也相继受到海外关注。一部作品热销带动一种文学类型的传播,类型传播的规模效益反过来又进一步助推热门作品的火爆输出。以一部或几部标杆作品作为“突破口”,或可作为类型文艺走出去的一种可行路径。  应该看到的是,科幻要想形成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必须突破“小圈子”心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来自影视、科技、艺术、教育等诸多领域的资源力量进行跨界碰撞,拓展类型边界。比如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就再次提升中国科幻影响力。我们可以借助不同的媒介形态,让更多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受众能够接触、认可并喜爱中国科幻,进而深入了解中国文化与价值。  任何一种文艺类型要想成功走向海外,必须自身具备足够实力。只有一部《三体》还不够,我们期待中国科幻文学创作水平的整体提高。尤其是在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技深刻改变社会生活的时代,科幻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形式,对于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以科幻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还有很多探索的可能。期待更多有生力量加入创作、开发、推广中国科幻的朝阳事业,为振兴中国科幻添砖加瓦,为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贡献力量。(责编:牛镛、岳弘彬)。雏凤遇知音:程砚秋与罗瘿公的一段梨园佳话 程砚秋在《沈云英》中扮演沈云英的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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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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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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