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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应急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克亮表示，将下发通知要求全市所有加油站立即停止在加油区域内进行扫码支付。　　加油站内不能打电话，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否能使用手机支付功能，许多人并不清楚。从理论上讲，扫码支付和手机通话同样具有风险。汽油是易挥发性物质，在加油枪和加油泵附近，新注入汽油时容易挥发，加油车辆的周围油气密度骤增，形成一个可燃气危险区。无论接打电话，还是扫码支付，手机都会产生射频电流，遇到金属导体后可能形成射频火花，进而引燃空气中的汽油分子，发生爆炸。　　洛阳并非近年来首个在加油区域内对手机扫码支付采取有关措施的城市。今年4月，南京市应急管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加油站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在加油作业区等爆炸危险区内严禁使用手机，严禁张贴、设置“微信扫码”、“摇一摇”等易误导顾客使用手机的提示、标识等。不过，对于不少地方来说，对于加油站扫码支付并没有相关规定。　　此前，在媒体报道中，一些地方加油站对于扫码支付的态度各异。有的加油站明确表示不能用手机支付，只能用现金、油卡，或者刷银行卡支付。有的则要求必须离开加油区，到附近的便利店内扫码。还有的则直接在加油机旁边张贴二维码标识，并且还注明“扫一扫，优惠更多”。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加油站工作人员还煞有介事地表示，在加油站内是不能使用手机通话的，但如果使用手机扫码支付是可以的。　　加油站禁止使用手机这一规定，源自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其中第九点“站场站房管理”中明确要求，“站区内严禁吸烟，不得使用移动通信工具。易燃、易爆区域内，严禁使用手机、BP机”。　　对此，有专家表示，现在的加油枪都是防爆、防静电的，油气收集设施也比以前先进，加油站对油气浓度的控制水平大大提高，同时手机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十多年前的规范是否适合当下的环境，值得探讨。此外，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扫码支付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支付方式之一。在加油站拨打电话属于弹性诉求，可以自觉避免，相比之下，扫码支付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刚性诉求。　　有鉴于此，对于加油站扫码支付，不能止于地方性规定，政府有关部门有必要进行统一调查研究、科学论证，围绕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对于现行安全规范加以修订。加油站能不能进行扫码支付，哪些地方是扫码支付的安全区域等，安全规范中必须予以明确，从而更好地指导加油站经营行为，兼顾安全生产和消费便利。(责编：朱江、连品洁)。“政策东风”再吹中小企业科技创新继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财政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工作的通知》之后，科技部近日印发《关于新时期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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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担任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委会主席的他，今年“下沉”到青年电影人中间，领衔电影节电影项目创投的评委会，面对面为年轻人出谋划策。

除此以外，我和市长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分头到一些企业走访慰问、帮扶帮助，让企业家消除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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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道德修养、“为民、务实、清廉”和反腐倡廉等，有些干部只是写在纸上、讲在嘴上，实际上并不当一回事。

对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案例，将按照《广东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试行）》和《广东省预防接种异常补偿办法（试行）实施细则》执行，以保险合同确定的补偿限额为准，原则上不低于现行同类型广东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金额。

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提供者应为群组建立者、管理者进行群组管理提供必要功能权限。

”德尔能相关负责人说。

2014年1月,共青团莆田市委、莆田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对林某进行劝解教育,林某书面保证不再殴打小龙,但事后依然再犯。同年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的后背、双臂。申请人梧店村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小龙的监护人,获得法院准许。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长期关注撤销监护人资格问题。佟丽华告诉记者,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在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相关原则性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很难得到落实,导致有些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父母没有受到有效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让我们看到,法院充分发挥少年司法能动性,本着保护孩子权益的原则作出相应判决。”佟丽华说。这个判决影响深远。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相关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林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是在意见出台之前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开创我国撤销监护权之先例,为意见中有关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及撤销后的安置问题等规定的出台贡献了实践经验。记者注意到,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用3个条文对撤销监护权的程序作出规定,而正在讨论大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将细化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措施,重点对临时监护制度进行设计。根据民法总则第36条的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何挺认为,监护权的确定与监护权的撤销同样重要,撤销之后必须确定一名监护人,不然将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有僵尸条款之称的撤销监护权民法制度近年来被激活,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仍显单一12岁女孩小芳的母亲在外务工,小芳留守家中由亲生父亲杨某独自监护,杨某竟借机性侵小芳长达数月。2018年12月11日,经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杨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犯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叙永县检察院向当地妇联发出检察建议,启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程序。2019年4月1日,法院判决撤销杨某的监护人资格。“悲剧源于监护人的人性丧失,被害人所承受的伤害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办案检察官、叙永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古智敏为小芳的遭遇感到痛心。尽管已将小芳的生父杨某绳之以法,古智敏依然觉得检察机关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应尽一切可能防止杨某利用监护权再次伤害被害人。“监护人被判刑不代表监护权当然丧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成为必然的选择。”古智敏认为,监护权被撤销不意味着抚养义务消灭,检察机关将督促小芳的生父杨某履行经济上的抚养义务。关于撤销监护权诉讼的提起主体,两高两部监护意见第27条规定了4类,即未成年人其他的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朋好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及社会上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负责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也可以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撤销监护权的民法制度以前被叫作僵尸条款,这个条款近年被激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监护制度的使用仅仅停留在监护权撤销这种极端型案件中,非常单一,希望监护制度未来能够进一步完善。“我们正在呼吁完善民法总则的监护制度,把总则里的监护制度细化在婚姻家庭篇,以便将来对司法起到更加细致的指导作用。”马忆南说。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优先确保儿童人身安全。对上述困境儿童实行强制报告和举报机制,由公安机关、儿童福利机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共同应急处置,并根据监护人的相关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确实不宜由原监护人继续监护的,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开展监护干预机制。记者了解到,北京一中院正加强建立对监护失格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积极构建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益。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处长杨剑此前在司法案例大讲堂上讲道:“儿童权益保护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生活兜底,一个是监护兜底,民政部门提供生活兜底责无旁贷,监护兜底上也没有任何意见。凡是出现监护不到位、监护没落实问题,都要追责。”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中院正在尝试推行强制报告义务,建立未成年人从业禁止人员库,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救助等特殊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应当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逐步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警示系统。此外,北京一中院建议从顶层设计优化未成年人保护环境,探索创设国家监护职能的儿童权益代理人制度、强制亲职教育程序,立法建立互联网信息分级制度,全面规制涉未成年人不良网络信息。“从法律层面上讲,强制亲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明白,如果其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北京一中院相关负责人说。（记者张晨）(责编：郝孟佳、熊旭)。卫健委：2018年各级财政对公立医院直接补助2705亿卫健委体改司巡视员朱洪彪14日透露，各级财政对全国公立医院的直接补助从2010年的84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2705亿元，年均增长%。卫健委14日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进展情况和2018年度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典型经验。会上，朱洪彪巡视员介绍全国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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