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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会关心银屑病是否具有传染性？卢传坚也在现场给予了回答。她表示道，“这是一个免疫相关的疾病，是患者自身的免疫失调导致的系统性疾病，是完全没有传染性的。所以需要公众认识这个疾病，要给予我们患者更多的人文关怀。患者得病后本身就有很多的精神压力，我们应该去关爱他，消除他的心理压力，而不能去歧视他。”“公众对于银屑病的认知和了解远远不足，本次访谈可以有效传播银屑病相关知识，是很有意义的。希望患者的家人、朋友、同事都能够理解患者本身的心理负担，以及担心受到歧视的心态，应该更多去关爱他们，让他们能够融入社会，为我们的社会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卢传坚补充道。银屑病并发症甚至可危及生命卢传坚提醒，现在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人类十大死亡原因里，有一半以上都可能被列入银屑病的并发症之列。例如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还有焦虑抑郁等。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患银屑病时还可能会出现这些并发症或者共生病。这些病能够共生就有它内在的机制。现在很多的慢性病归根到底都是跟慢性炎症密切相关的。银屑病是T细胞介导的免疫失调性疾病，是系统性疾病，皮肤外观只是其中一个表现。内脏的很多脏器其实也同样受到免疫的攻击，所以我们讲的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现在公认都是跟这些免疫、炎症长期存在并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些疾病都是与银屑病内在的发病机制有关联的。区别只是什么时候在哪个靶器官先发出来，什么时候累及到其他的靶器官。卢传坚强调，“我们要对这些并发症防范于未然，及时去筛查这些危险因素，通过有效地干预去降低这个危险因素，减少并发症的产生。”中医治疗方法结合西医前沿的生物制剂那么，当今银屑病的治疗方法是怎样的呢？卢传坚指出，目前虽然没有根治银屑病的办法，但国内外出台的临床治疗手段很多，它们的共性就是根据银屑病的病情分轻、中、重的三种不同程度，来实行阶梯式的治疗策略。卢传坚表示，轻度银屑病患者可以用一些物理疗法，比如光疗、阳光浴等。还有外治疗法，包括中药外用药和西药外用药。中度患者可能会用一些比较传统的系统治疗，比如较为经典的免疫抑制剂方法。但它的副作用让患者很担心，可能会造成骨髓抑制或肝肾损害等后果。“而对于重度患者，如果使用传统的手段都没办法解决，可以使用国际上当今前沿的生物制剂。”卢传坚进一步介绍，生物制剂属于靶向性治疗，是针对人体免疫系统的某一个环节来设计的相应治疗药物。目前国际上对这个病的发病机制研究愈发透彻，因此生物制剂的靶向治疗非常精确，短期疗效也非常显著。它可以快速地清除病情造成的外观不雅，让患者得到很快的缓解，同时让病人的心理负担也得到改善。生物制剂目前使用的时间也不太长，今年国内就有获批上市的国际新型生物制剂。但是目前不管多么前沿的治疗方法都不能回避停药后复发的问题，一旦停用，就可能复发。卢传坚表示中医治疗方法结合西医前沿科技对治疗银屑病有很广阔的前景。为什么这么说呢？卢传坚介绍，生物制剂是佳药，如果在使用生物制剂后的缓解期，用中药很好地去进行整体的调节，通过多成分、多靶点维持对免疫状态的稳态，银屑病复发的几率自然就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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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我们家的由我分配，我把伯伯的遗物分成7份，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6人各留一份。”周秉德回忆道，“都是旧衣服、旧鞋袜一类，其中就包括我捐赠给周恩来纪念馆的一套中山装和一件旧衬衫。”　　中山装为灰色法兰绒面料，上衣表面的绒已被磨平，衣领被磨得发白，裤子上还有破洞；衬衫是用白棉布做的，因为穿着太久已经泛黄，肩膀、领子和袖口都已换过。　　周秉德说：“外套朴素庄重，内衣破旧甚至打着补丁，是伯伯穿衣的风格。因为经常出席正式场合和会见外宾，伯伯的外衣看上去都是笔挺整洁的，而衬衫因为只能被看到领子和袖口，所以穿旧了就可以拆了换新的。”　　总理去世时，其警卫秘书、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参与料理后事。他告诉记者，周秉德捐出的中山装和衬衫是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中山装做了3套，衬衫做了六七件，这几件衣服总理穿了23年，直到去世。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带着我们从这些中山装和衬衫里挑出最新的一套——只有六成新的衣服给总理穿上。老百姓去世的时候还要做一身寿衣呢，而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全身上下、衣服鞋袜没一件是新的！”　　连夜赶制，一双布鞋寄托人民对总理的爱戴　　展厅里有一双布鞋总理生前只穿过一次，在脚后跟的部位还缝有一层纱布。“1975年4月19日，在做完结肠癌手术后的第24天，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要到医院见总理。当时总理的脚浮肿得厉害，不但不能穿皮鞋，唯一的一双旧布鞋也穿不进去。”高振普回忆说，会见前一天，他为总理量了脚的尺寸，赶到大红门附近的一个鞋厂，在出国人员服务部找到一位韩师傅，跟他说，时间紧，鞋底不用纳得太密，鞋子可以做大一点，尤其是鞋口一定要大，便于穿上和脱下。“我没说是为总理做鞋，否则可能泄露总理的健康状况，但韩师傅拿到旧布鞋就动了感情，因为那双鞋就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为总理做的。”　　第二天中午，高振普去取鞋，只见鞋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韩师傅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同事赶了一夜，一人做一只，直到中午才做好。说着说着，韩师傅哭了，他说绝不能让总理穿质量差的鞋，也许他从鞋的尺码上意识到了什么。”　　布鞋拿给总理试穿，稍微长了些，于是请护士把一块纱布缝在脚后跟的位置垫一下。当天下午，周总理就穿着这双布鞋，在医院里会见金日成主席。会客室的隔壁，就是一间摆满抢救设备的病房。　　即使身患重病，周总理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周恩来纪念馆里有一块展板统计了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总理住院期间的治疗和工作情况：　　做手术13次（约40天一次）；　　召开会议40次；　　会见外宾65批；　　与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谈话254人次……　　这双布鞋，寄托着人民对总理的爱戴，也见证了总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鞠躬尽瘁。　　扎根草原，军大衣陪伴侄女26年　　展厅里有一件军大衣，是周总理送给周秉德的妹妹周秉建的，它陪伴周秉建在内蒙古草原度过了26年的青春岁月。　　“1968年，小妹秉建还不到16岁，主动报名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插队落户。她到西花厅辞行时，伯伯伯母为她饯行，饭后，七妈邓颖超拿出一件军大衣，说是伯伯送给她在大草原上御寒。”周秉德说。　　1970年，周秉建被推荐应征入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