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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大学生还有很多的志愿服务需求，我们都没有发掘和满足”。
马英九14日在台南市“慰安妇”铜像旁举办的追思会上称，去年“慰安妇”铜像设立时，民进党不但没有丝毫协助，反而急忙撇清称和当局无关；日本右翼团体成员作势要踢铜像时，当局也没有适当反应。他痛斥蔡英文承诺要推动“转型正义”，但对于“慰安妇”却毫无动作，没要求赔偿也未要求道歉，“慰安妇的议题被民进党锁进历史记忆的黑箱”。马英九称，“慰安妇”阿嬷相继离世，却一辈子也没有等到日本道歉、赔偿，蔡被称为“辣台妹”，可是一碰到“慰安妇议题”就变成“软台妹”，现在又成了哑巴的“哑台妹”，“历史错误不能原谅，历史真相更不能遗忘”。同一天，台“妇女救援基金会”等民间团体还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对二战时受到迫害的台湾“慰安妇”道歉。
德国《商报》网站评价说：“中国正通过减少投资和市场准入障碍等一揽子措施，为企业提供经营便利。
在科技创新环境上，建立激励创新的机制和营造保护创新的环境要两手抓，统筹解决好绩效考核与差异化薪酬分配制度的问题、知识共享和产权保护的问题，为企业创新发展开辟通畅的道路，提高发展质量，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美国目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是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措施。
在一些地区遭受闷热高湿困扰的时候，中国东部沿海遭遇超强台风“利奇马”的袭击。风云气象卫星时刻密切关注其动向，为防灾减灾提供了强大的天基信息支持。同时，中央气象台向国际社会全面开放气象卫星云图和相关数据，为西太平洋区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跟踪防范“利奇马”提供了便利条件。
国家电网巴西CPFL董事长文博告诉记者，该公司是巴西最大的私营电力企业，旗下控股的CPFL新能源公司是巴西最大的新能源发电公司。
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的发布时间。报道称，穆长春重申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意图，即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注重M0（即流通中的现金）替代，而不是M2的替代，因为后者将产生信贷和影响货币政策。
”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就要进一步树立“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力量”“技术进步是经济繁荣的根源”这样的理念，深化科技教育体制改革，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阐述军队资源统筹配置的内涵、方式、主要影响因素和基本要求。
(责编：袁勃)。中国卫星：助力国际防灾减灾 终于送走了“史上最热的夏天”，但闷热高湿的天气在很多地方依然不肯谢幕。
但是，社会发展不会停止，艰辛探索也不会停止。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