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机上人员包括驾驶员郑某和朴某、维修人员安某、搜救人员申某和李某。
即以立春至立夏为春,立夏至立秋为夏,立秋至立冬为秋,立冬至立春为冬。
小陈气不打一处来,再次提出了离婚,并拿出了那份房子赠与协议。
这主要由于精品稀缺,腾讯游戏依托于渠道、营销等优势对于产品发行市场进一步占据,发行类游戏企业市场竞争加大,导致更多企业转向自主研发从而寻求破局。
”任明政说。
学校体育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历史虽然不长,自1983年我国第一部学校体育学著作(教材)问世,迄今不过30余年,但学校体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学校教育的一门课程,却有相当长的历史,至少可以说自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以来,学校体育就一直存在于我国学校教育实践中,且随着学校体育实践的发展,其理论也得到了不断进步和丰富,并逐渐发展为一门学科。
所以,此方既适合妇孺老少补虚疗损之用,青壮年喝了也不上火,帮助抗疲劳、提高免疫力。
公司的管理层都是火箭研发的专业技术人员出身,深知技术的重要性,并了解知识产权对于技术的保护作用,因而相关方面的工作跟进十分及时。
时隔一年,我们期待着fy-god继续神奇的发挥。
吉尔吉斯斯坦作为中亚地区长期游牧社会传统保留得最充分的民族国家之一,却被别有用心地冠以中亚民主岛的标签,难免遭受盛名难副的洋罪。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在上述95家华为概念股中,有77家股价较年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占比超过八成,其中,有7家股价涨幅超过了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