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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22日以前注册的用户无须更换照片）。张天虹：理解中晚唐河朔藩镇演变的钥匙安史之乱对唐代以至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叛乱结束以后，分布于今天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和西南部的河朔藩镇（其中尤以幽州、成德、魏博三镇为典型，号称“河朔三镇”）对中央统治集团构成了严重挑战，中晚唐反叛唐廷的事件大都发生在这一区域。对于河朔藩镇，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回到原始文献，我们能够发现与河朔藩镇共生的一种现象：“河朔故事”，也称为“河朔旧事”“河朔旧风”，或简称为“河朔事”。“河朔故事”不仅是厘清河朔藩镇与中央关系的一条线索，也是观察公元8至10世纪初河朔地方社会变化的一个窗口。
品牌竞争已成为企业、区域之间经济竞争的重要特征，这是灯饰行业开创品牌化时代的一大契机。
8月13日，在中国道路交通安全论坛上，公安部交管局、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国正推进集成指挥平台建设，现已联网交通技术设备80万套，今年年底将实现交通监控“全国联网”。2018年，该平台筛选出万辆套牌嫌疑车。
(责编：曹昆)。人民网驻哈萨克斯坦记者报道集 人民日报（People'sDaily）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他认为，广大创新主体应该正视中美贸易战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存在长期性、复杂性和严峻性，在专利战略实施方面及时制定全球竞争与专利布局、技术创新与专利制度、产业发展与专利转化基本方略。
2019-08-0915:48人类唯一能做的是，消灭部分蚊子，也就是灭掉让人患病和死亡的蚊子，如传播登革热、疟疾的蚊子。
有偿救援费，是在有关人员擅闯“禁区”并且发生意外才可能收取的费用。
警方表示，上午11时左右，一名中国游客和其女儿在曼哈顿一侧的布鲁克林大桥入口处被一辆疾驰的电单车刮到，纽约长老会下城医院的一辆救护车赶到现场对伤者进行救治，而电单车却在案发后加大马力驶离现场。该中国游客的女儿因知母亲患有心脏类疾病，所以在外出时备好了速效救心丸等急救药物，在案发后与现场警员一起喂母亲服下后等待救护车的到来；而救护车也仅在案发地附近为其医治，并未将其送往医院。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他希望学生们争取更多机会到中国留学，亲身感受中国的发展变化，成为传播中马友谊的民间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