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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爱国斗争,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声援,北平、上海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团体纷纷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人民民主运动,逐步形成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第二条战线,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深深地陷于革命力量两面夹击的境地。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和蒋管区人民运动的发展,预示着中国新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义地将要到来,并可能取得胜利”。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是“第二战场”,第一次把蒋管区人民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斗争,提高到同解放战争相配合的战略地位。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不仅军事上遭遇惨败,在经济、政治上也陷入严重危机,引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民族资本已在美国商品和资本冲击下处于危殆境地,农业经济凋敝,通货膨胀,物价较抗战前已上涨几万倍。城乡广大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民怨沸腾。靠工资收入和助学金维持生活的公务人员、教职员和学生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1947年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示威游行。蒋介石发表讲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20日,在南京、上海、苏州、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遭到宪警棍棒、皮鞭的毒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20多人被捕。这就是五二〇血案。同一天,北平7000余名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走上街头。五二〇血案后,在党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全国性运动,席卷天津、上海、杭州、重庆、福州、桂林、济南、长沙、昆明等60多个大中城市,进而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1947年,有20多个大中城市的约320万工人罢工。在农村,广大农民反抗抓丁、征粮和征税。1947年3月至7月,“抢米”风潮席卷南京、上海、江苏、安徽、四川等9省市的38个城市。2月28日,台湾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举行武装起义,遭到国民党军的血腥镇压,被害者达3万人以上。五二〇运动标志着第二条战线的形成。第二条战线的深入发展1947年夏秋,战争已经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疯狂掠夺和血腥镇压。根据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变化,中共中央提出了这一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方针: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1947年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省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惨死狱中。惨案发生后,浙江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向记者披露真相,说明于子三之死是“千古奇冤”。杭州、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昆明、厦门、西安、重庆、广州、长沙、武汉等12个城市10万名以上的大、中学生,为此举行罢课和示威,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1948年1月、3月,为声援上海同济血案和北平华北学联,先后又爆发了全国性的学生抗议活动。在开展反迫害斗争同时,反饥饿斗争继续发展。华北学联开展“助学运动”,数千名大、中学生以向社会劝募义卖,举行音乐、戏剧、电影等义演及体育义赛等方式募捐,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活动持续两个月之久,并扩展到天津、上海、杭州、武汉等地,使大批因家境贫寒面临失学的学生获得继续求学的机会。五六月间,以学生为先导,由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运动迅速兴起。5月4日,上海各大、中学生万多人在交通大学集会声讨,全国大中城市的学生、教授、社会名流、工商业者先后参加斗争。许多素来倾向保守的舆论机关和政治人物,也对美国明目张胆的扶日政策表示异议,香港的一些中国居民团体还组织抵制日货。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证明广大工人、农民、市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少数民族、爱国华侨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等,都逐步站到了中国共产党一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政府内外交困,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之中”。来源:统战新语。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让各类人才在八闽大地成长成才实现价值7日,省委书记于伟国、省长唐登杰在福州与来闽出席2019届引进生座谈会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负责人座谈。于伟国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国重点高校长期关心支持福建发展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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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罗博物馆是杜罗河分界区一处多核心结构建筑,分界区地处杜罗河沿岸,是国际闻名的葡萄酒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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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对《环球时报》说,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大幅提升,那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正式邦交关系的国家,内外政治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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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监护权的民法制度以前被叫作僵尸条款,这个条款近年被激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