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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第四，保持肩部后收。
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年内已采取了降息政策，海湾国家因釆用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紧随美联储下调政策利率。
记者齐岚森摄 ■他与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交好，在马寅初陷入困顿之际，他及时向组织反映情况对马老伸出援手，让马老的心从此与共产党紧紧连在了一起。
上述外汇局相关人士表示，根据形势变化，外汇局将常态化对外公布外汇违法违规典型案例，目的就是通过这些案例的公布对违规行为起到警示和震慑作用，引导经济主体进一步合规。
反击部队迅速发起冲锋，然而敌人的另一个暗堡又响起了枪声，火力封锁再次拦住了部队前进的脚步。
他承认，这对他所在政党的内部强硬派及脱离欧盟党党魁奈杰尔法拉奇(NigelFarage)等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自上月24日上任以来，约翰逊多次表示，如果欧盟继续拒绝修改其前任特雷莎梅达成的脱欧协议，那么他将在10月31日不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带领英国脱欧。
(责编：赵超、孙红丽)。央行数字人民币即将推出 具有哪些突破性意义？原标题：央行数字人民币即将推出具有哪些突破性意义？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数字货币，是基于互联网新技术，推出全新的加密电子货币体系，这无疑是一场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
甘肃兰州和河南郑州分别发生了“小偷”勇救落水女童和“小偷”勇救发病老人事件。这类道德现象的发生与传统的“行为一致性”观念相矛盾，引发我们对不道德行为发生后内在心理机制的思考。不道德行为之后是补偿行为，还是一致性行为对于不道德行为之后会引发当事人怎样的后续行为，研究者们说法不一，研究结果也出现分歧。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马顿斯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做了不道德行为，接下来将会做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即“一错再错”现象。这一研究结果也反映了古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猫改不了偷腥”等思想，马尔德和阿奎诺将其称为“行为一致性”。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消极特质或不道德行为的启动，会激发人们随后做出道德行为来弥补自己所犯的错误，以消除内心的不道德感，这种现象被称为“道德补偿”。哈佛大学基诺教授研究发现，在实验初期欺骗他人次数较多的被试，后期倾向于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荷兰心理学家乔丹研究发现，回忆了曾经做过的不道德行为后，当事人会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美国心理学者泰洛克等人研究发现了类似结果，即在实验初期的道德决策情境中，选择付费给穷人以获取他们身体器官的被试，在之后设置的道德情境中更愿意捐献器官或者做一名志愿者。对于前文叙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未来需要探明其中的微观心理机制，来进一步解释不道德行为是如何引发当事人的补偿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两种不同现象的。道德认同影响不道德行为之后的行为道德认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通常也是道德感的指标。马尔德和阿奎诺的最新研究表明，道德认同是上述分歧的关键因素，即道德认同高的个体，在做过不道德行为之后更倾向于做出补偿行为，而道德认同低的个体，在做过不道德行为之后，会做出后续不道德行为。对于道德补偿的解释机制，心理学家认为，不道德行为会导致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受到威胁，当事人会倾向于通过道德行为或者道德洁净行为来修复道德自我概念。道德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品行的认识，包括自我道德评价、自我道德形象、自尊心、自信心、理想自我和自我道德调控能力等方面。然而，根据马尔德和阿奎诺的研究结果，可能的解释机制（如图所示）是，对于道德认同高的个体，不道德行为容易与其道德自我概念产生冲突，威胁到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从而产生道德补偿行为以修复原有的道德自我概念；对于道德认同低的个体，不道德行为不容易与其道德自我概念产生冲突，不会威胁到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从而使得个体往后会继续做出不道德行为。由此可见，在道德教育中要重视道德认同的特殊作用。在管教犯错误的人方面，非洲的巴贝姆巴部族所使用的方法便蕴含着利用道德认同来促进道德补偿行为的思想。当部落有人犯下错误，族长会让犯错者站到全族人中间，让德高望重的人及部落成员对其进行真诚的赞美，赞扬他曾经为部族作过的贡献，表扬他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并对他的犯错表示深切的惋惜。如此一来，犯错者会从心底发出诚恳的忏悔，改过自新。因为他知道，在族人心中，他是一个优秀、善良的人。对德育实践的启示性意义不道德行为之后的微观心理机制和“巴贝姆巴”式教育对我国德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首先，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大时代背景下，应该重视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的核心作用。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在开展道德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组织“志愿者服务”、“感恩教育”等活动使公民在实践中感受关爱、领悟崇高、体验诚信、感恩他人，积极引导人们将已有的道德体验加以概括总结，并将其融入到其人格特质中，形成稳定的道德认同。其次，对于道德认同较高的人，不能因为其偶然的错误就对当事人失望，要给予补偿和改过自新的机会，以维护其原有的高道德认同。对于道德认同较低的人，可以将其所犯错误作为一种促进情感发展的教育资源来进行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认同水平，从而促进其道德行为。对于偶然犯错的高道德认同者，在学校教育中，不必过度夸大事件，可以给当事人提供补偿的机会，从而维护其道德自我概念和自尊心；在企事业管理中，不宜对其贴标签，应该在企事业管理的容忍范围内，给予谅解。对于屡次犯错的低道德认同者，在学校教育、企事业管理和罪犯改造教育中，可以通过各种活动体验、情感培训等方式着力提高当事人的道德认同水平，诱发不道德行为与个体道德自我概念之间的冲突，促使其补偿行为发生，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本文得到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国家青年基金课题（CBA120107）资助）（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这位“85后”姑娘创业有把“刷子”杨洋正在制作刷头上粉底、扫腮红、画眼影……化妆当然少不了化妆刷。大号的化妆刷用来上散粉，中号的用来扫腮红，小号的正好画眼影……在众多行业中，化妆刷制造并不起眼，但是一把小小的化妆刷也能“刷”出一方产业，甚至带动上万人就业。“85后”姑娘杨洋就在化妆刷上下足了功夫，她的团队研发的化妆刷远销世界45个国家，年销售额超2亿元，成了行业数一数二的好产品。1989年出生的杨洋毕业于江西科技学院。
有鉴于此，各类选购攻略应运而生，其中，最多提及的一条选购原则就是，尽量挑选品牌好、价格高的产品。
听说亳州机场建在老家，城际铁路也在规划，以后回家会越来越方便。
京东发布报告显示，2017年上半年，京东平台老年群体网络消费额高速增长，同比提高%；老年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高于平台整体销售增速。之前中老年人因为对互联网不熟悉，较少进行网购，技术成为中老年人网购的“壁垒”。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认为，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方式的普及，老年人正逐渐突破所谓的“壁垒”，养成网购习惯。除了“银发族”触网，成了网购的新兴力量，电子商务也在不断向农村地区延伸覆盖，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爱上了在网上就能买买买的生活。傍晚时分，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大河乡石坡子村，载着快递的面包车缓缓驶进了村里的综合商店，将快件卸下，商店售货员一一打电话告知村民快件已经到达。今年28岁的村民何生芳，3年前就开始在淘宝上购物，这次一下子收了好几件快递：“这是在网上买的包，那个是网上买的化妆品，每次淘到漂亮、便宜的东西，邻里姑娘们看到了都跟我要购买链接。”网购这种生活方式，如今在石坡子村已不是稀罕事。“尤其像我们年轻点的，都喜欢在网上买东西。”何生芳一家在村里开了小卖部，专卖日用百货等。大约4年前，她还会坐班车到镇上集市去进货。眼下，大多时候她会选择动动手指，在网购平台下单。“购物时不仅可以通过网店信用、评价等进行对比，以保证质量，还能在价格上优惠很多。”今年上半年，农村地区和农产品网络零售成为亮点。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占全国网上零售额的比重为%，增速高于全国水平个百分点。农村电子商务的高速增长，在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施精准脱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商品类更丰富，营造消费新场景除了电子商务新主体的快速扩展，跨境经营、社交电商、二手电商等营造出的消费新场景，也激发出了巨大的消费需求。姚华波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九客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他选择在银川市贺兰县创立一家以销售西北土特产为主要经营内容的公司。说起缘由，他坦言：“贺兰县政府为发展电商产业提供了很好的优惠政策，吸引我来创业投资。西北土特产品质优良，也拥有很大的市场。”为销售枸杞，姚华波团队花了不少心思，前不久他们就精心筹划了一场视频直播。“我们在枸杞采摘季动起了做社交宣传的念头，用无人机记录下头茬枸杞采摘的场面，并在淘宝上直播，吸引了上千名粉丝在线观看，很多人当场就下了单。”另外，公司还注册了公众号，介绍西北地区的人文物产等风情，通过内容营销吸引粉丝，公众号延伸建立了微商城，“粉丝带着对西北风情的情愫，自然也乐意买我们平台上销售的土特产。”目前，公司90%销售额来自于淘宝、微店等线上平台。社交电商为消费者提供更直观的商品情况，消费更放心；二手电商的兴起也开拓了另一个万亿级市场。每天晚上临睡前，杭州白领林枫习惯再逛逛“闲鱼”APP。
７时３６分，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主广场隆重举行。随后，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员会、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政协分别举行揭牌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