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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2012年专心做民国教育的材料整理，至今已七年，虽然没作出多少贡献，但在自己看来，还是有点儿成就感的，至少个人对该领域某些问题的理解，会比之前深入。我想，再努力若干年，在民国教育方面，我还会有所进步的。上述讲的是读书的两点体会——“跳出舒适区”“由博返约”。如果说，读完一本新领域的书，有如发现了未经欣赏过的风景，那么啃完一部艰深的名著，就仿佛攀上一座人迹罕至的高峰，眺望到了更辽远的地方，看清了许多以前令自己感到迷惑的东西，也增加了自我读书的自信心。无论新遇的风景，还是远眺到的风光，我觉得都比长期原地打转带给人更多的感官之乐与思想之美。要“反己与体会”国学大师钱穆年轻时的读书经历颇有借鉴价值。当时钱穆在无锡的鸿模小学任教员，有位同事（也是钱穆的小学与中学的同窗）叫沛若，为人好学而忠厚善良。他曾对钱穆说：“你喜欢读《论语》，里面有一条写着：‘孔子所谨慎小心的事有三件：斋戒，战争，疾病。’现在你患了伤风，虽然还没严重到发烧，但也是病。可以不必紧张，不过也不能麻痹大意。应该依照《论语》说的那样遵守小心谨慎的‘慎’字，不让病情加深，那么过几天就会自愈了。”钱穆一听如醍醐灌顶，从此以后，读《论语》，开始逐字逐句地“反己”，务求“从日常生活上求体会”。钱穆从沛若话中悟出的这番体会，恰恰道出了读书的根本所在。读书固然可以不求甚解、自娱自乐，但对于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对于教师，仅此而已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跳出书本，返回自身，反省自我，省察人生，从而不断提升个人的学业与修为。否则，为读书而读书，读书的价值就难以获得充分的表达。对教师而言，“反己与体会”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反思自己平时的教育教学行为。读教育类书籍，要把书中的理念经过融会贯通之后，尽可能地融入到日常实践中，而不是理论是理论，课堂归课堂，成为彼此分离的两张皮。比如，罗素提出，教师应该把学生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我常反省自己：教学中，我是否太偏重学生的分数，而忽略了其他？我是否为了提高自己学科平均分的两三分，而剥夺了学生休息的时间与独立思考的空间？又如，当领导以考上“985”名校的标准来衡量一个教师教学的成败，我是否能坚守自己的教育信念与标准，对领导的功利行为大胆说“不”？进而言之，我能否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对某本书中的某个教育理论也提出疑问，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反己与体会”的第二个层面——也是更高的层面，就是把书本理论化入自我的生命体验。我主张，读书即读人。这里的读人，既包括“读”作者，也包括“读”自我。所谓“读者”二字，在我看来，乃是“读自己”。带着这样一些理念去读书，就能把书与人、过去与当下、外部世界与内在心灵，把僵硬单一的知识与柔软丰富的人生，联结起来，并产生某种呼应。此刻，捧在手里的每本书，都因之而拥有了跳跃的脉搏，而读一本书，就是跟自己的灵魂进行一次真挚的对话。我从事民国教育史料梳理工作的这些年，虽然出版过几本小书，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我曾在《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一书的《后记》中写道：读什么书，等于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些年专注于民国人物的阅读，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半个多世纪之前，和一群智者相处相知，眼见他们在大时代的浪潮中起起伏伏，感受着他们的悲悲喜喜。他们的一言一行，感染着我，滋养着我。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很多东西不知不觉间改变了，比如教育观、价值观、生死观、人生态度等。至于民国时代的那些教育细节，它给我的启示就更多了。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读、编、写过程中获得的“奖励”，也是任何课堂和其他书籍所不能给予我的。读书半生，人到中年时终于读出这点儿味道，也可算是没白读吧。以上读书“三要”，纯属一己之感受。古人云，“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面对书架上顶天立地的好书，为了不负它们，也为了不负自己未来二三十年的余生，今天写下它，权且当作自己读书的座右铭。（作者系中学特级教师）(责编：实习生(曹雯)、熊旭)。公车改革 整治“车轮上的腐败”党中央、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机关本级公务用车制度改革今年上半年完成，力争今年6月底前基本完成中央企业集团总部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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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俊透露，在拍摄现场，他们经常在私底下聊自己的孩子，沙溢和黄磊聊得最多，“我看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汪俊看来，拍《小欢喜》对演员最根本的要求是真实，对体验不到的东西有时候会来很多遍，“尤其是小演员，现场说戏时为了充分调动他们的情绪，常让他们联想自己和父母在一起的经历。”剧中，饰演方一凡的周奇和饰演童文洁的海清，长得极为相像，也因此被观众称为神仙选角，汪俊直言，“小演员的选择主要看是否有灵气，几位小演员好多都是第一次演，但表现力很强。”　　这些年，跟高考有关的影视剧不少见，但“高考”经常简单地沦为故事背景，其内核被替换成狗血的家长里短。《小欢喜》则不只是“借壳”，而是用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展现了三个高考家庭的生活场景。在创作《小欢喜》的过程中，汪俊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度的把控，“我们经常会在表演上有一些夸张，甚至美术上都会有一些高于生活的东西，其实控制非常重要，你控制得好就是真，你控制得不好就容易悬浮。”他也认为，教育题材的电视剧确实比较多，但同样的题材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戏剧形态，关键是故事、人物不一样，“《小欢喜》里有很多的细节都很生动，来源于前期采访和演员身边发生的事。”　　剧中三组家庭的设置很有代表性，特别是父母长期缺位、亲情疏离的季家和作为离异家庭的乔家，贡献了该剧很多的矛盾冲突点。对于这样的设置，汪俊解释，官员家庭因为父母爱的缺位，孩子是另一种留守儿童；单亲的妈妈对孩子相比一般家庭有更炙热的爱。他也说，拍这部作品，不是为了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说提出一个什么观念，“我们把这三种不同的家庭形态摆出来，让观众自己去体味，把现实呈现给观众，让大家去讨论。”　　作为《小别离》和《小欢喜》的导演，汪俊对教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可谓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