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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兰州和河南郑州分别发生了“小偷”勇救落水女童和“小偷”勇救发病老人事件。这类道德现象的发生与传统的“行为一致性”观念相矛盾，引发我们对不道德行为发生后内在心理机制的思考。不道德行为之后是补偿行为，还是一致性行为对于不道德行为之后会引发当事人怎样的后续行为，研究者们说法不一，研究结果也出现分歧。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马顿斯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做了不道德行为，接下来将会做出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即“一错再错”现象。这一研究结果也反映了古语“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猫改不了偷腥”等思想，马尔德和阿奎诺将其称为“行为一致性”。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消极特质或不道德行为的启动，会激发人们随后做出道德行为来弥补自己所犯的错误，以消除内心的不道德感，这种现象被称为“道德补偿”。哈佛大学基诺教授研究发现，在实验初期欺骗他人次数较多的被试，后期倾向于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荷兰心理学家乔丹研究发现，回忆了曾经做过的不道德行为后，当事人会做出更多的道德行为。美国心理学者泰洛克等人研究发现了类似结果，即在实验初期的道德决策情境中，选择付费给穷人以获取他们身体器官的被试，在之后设置的道德情境中更愿意捐献器官或者做一名志愿者。对于前文叙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研究结果，未来需要探明其中的微观心理机制，来进一步解释不道德行为是如何引发当事人的补偿行为和不道德行为两种不同现象的。道德认同影响不道德行为之后的行为道德认同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通常也是道德感的指标。马尔德和阿奎诺的最新研究表明，道德认同是上述分歧的关键因素，即道德认同高的个体，在做过不道德行为之后更倾向于做出补偿行为，而道德认同低的个体，在做过不道德行为之后，会做出后续不道德行为。对于道德补偿的解释机制，心理学家认为，不道德行为会导致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受到威胁，当事人会倾向于通过道德行为或者道德洁净行为来修复道德自我概念。道德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品行的认识，包括自我道德评价、自我道德形象、自尊心、自信心、理想自我和自我道德调控能力等方面。然而，根据马尔德和阿奎诺的研究结果，可能的解释机制（如图所示）是，对于道德认同高的个体，不道德行为容易与其道德自我概念产生冲突，威胁到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从而产生道德补偿行为以修复原有的道德自我概念；对于道德认同低的个体，不道德行为不容易与其道德自我概念产生冲突，不会威胁到个体的道德自我概念，从而使得个体往后会继续做出不道德行为。由此可见，在道德教育中要重视道德认同的特殊作用。在管教犯错误的人方面，非洲的巴贝姆巴部族所使用的方法便蕴含着利用道德认同来促进道德补偿行为的思想。当部落有人犯下错误，族长会让犯错者站到全族人中间，让德高望重的人及部落成员对其进行真诚的赞美，赞扬他曾经为部族作过的贡献，表扬他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并对他的犯错表示深切的惋惜。如此一来，犯错者会从心底发出诚恳的忏悔，改过自新。因为他知道，在族人心中，他是一个优秀、善良的人。对德育实践的启示性意义不道德行为之后的微观心理机制和“巴贝姆巴”式教育对我国德育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性意义。首先，在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的大时代背景下，应该重视道德认同对道德行为的核心作用。学校等企事业单位在开展道德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组织“志愿者服务”、“感恩教育”等活动使公民在实践中感受关爱、领悟崇高、体验诚信、感恩他人，积极引导人们将已有的道德体验加以概括总结，并将其融入到其人格特质中，形成稳定的道德认同。其次，对于道德认同较高的人，不能因为其偶然的错误就对当事人失望，要给予补偿和改过自新的机会，以维护其原有的高道德认同。对于道德认同较低的人，可以将其所犯错误作为一种促进情感发展的教育资源来进行道德教育，提高其道德认同水平，从而促进其道德行为。对于偶然犯错的高道德认同者，在学校教育中，不必过度夸大事件，可以给当事人提供补偿的机会，从而维护其道德自我概念和自尊心；在企事业管理中，不宜对其贴标签，应该在企事业管理的容忍范围内，给予谅解。对于屡次犯错的低道德认同者，在学校教育、企事业管理和罪犯改造教育中，可以通过各种活动体验、情感培训等方式着力提高当事人的道德认同水平，诱发不道德行为与个体道德自我概念之间的冲突，促使其补偿行为发生，达到改过自新的目的。（本文得到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国家青年基金课题（CBA120107）资助）（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心理研究所）。这位“85后”姑娘创业有把“刷子”杨洋正在制作刷头上粉底、扫腮红、画眼影……化妆当然少不了化妆刷。大号的化妆刷用来上散粉，中号的用来扫腮红，小号的正好画眼影……在众多行业中，化妆刷制造并不起眼，但是一把小小的化妆刷也能“刷”出一方产业，甚至带动上万人就业。“85后”姑娘杨洋就在化妆刷上下足了功夫，她的团队研发的化妆刷远销世界45个国家，年销售额超2亿元，成了行业数一数二的好产品。1989年出生的杨洋毕业于江西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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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文化产业发展还存在部分突出问题：一是高质量文化供给不足，低端供给过剩与中高端供给不足并存，文化产品有数量、缺质量；二是产业发展不平衡，与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及影响存在差距，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三是文化企业实力偏弱，我国文化企业数量增长较快，但绝大多数是小微企业，甚至是个人工作室、个体工商户，“小”和“散”的局面还没有彻底改观；四是创新驱动能力不足，在内容、技术、业态等方面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较为突出，原创能力还不强，内涵深刻、富有创意、形式新颖、技术先进的知名文化品牌较少；五是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出口文化产品和服务技术含量较低、创意能力不强，国际传播力、影响力不够大，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贸易逆差仍然存在。
图表显示，国产芯片在服务器MPU芯片、个人电脑MPU芯片、可编程逻辑设备FPGA/EPLD芯片等领域的中国市场占有率几乎为零。虽然上述数据的准确性难以考证，但也确实反映出制约我国芯片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人用。在当日的论坛上，多位专业人士均提到中国的芯片设计能力没有问题，最大的掣肘反而在应用层面。 李国杰表示，核心技术是用出来的，只有在用的过程中才能不断提升。不要等到国产芯片和外国芯片一样好的时候再用，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国家应该大力支持使用国产芯片，最初问题一定会很多，但坚持住、迈过一个门槛后就会实现良性循环。 2001年，中国科学院启动了国产芯片龙芯课题组，如今龙芯CPU已形成3个产品系列。作为龙芯处理器的负责人，胡伟武表示，经过18年的研发，国产芯片应该到了开始大力推广的时候。用了之后会发现，其实国产的也是很好用的。 我们应该加大自主研发的基础电路的应用力度，胡伟武认为，只有应用才能帮助芯片不断发现错误、改正错误，从而实现迭代。就好比我想要上二楼，但是没有楼梯。别人是爬楼梯上去的，而我们没有楼梯，但最少也得给一根绳子。胡伟武用了一个这样的比喻，来强调应用方面的支持对国产芯片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建议，为了鼓励市场更好地培育芯片相关产业链，政府可以考虑对新兴产业采取减税或免税等激励措施，或者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帮助企业成长。 推动应用也离不开生态建设。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YOCSEF副主席陈健表示，支持国产应该是全生态链的支持，而不仅是芯片。中国的国产芯片其实速度是很快的，比如当今世界排名第一的超算神威太湖之光，就使用我国自主制造的芯片，而现在欠缺的是生态环境。陈健表示，一方面，需要加大对芯片企业的投资;另一方面与芯片有密切关联的软件企业也需要支持。大生态才能解决缺芯的问题。 胡伟武在会上预测，自主生态体系上，中国3年可能有小成，5年可能有中成。 人才培养必须治本 在当日的会议上，行业专家对于芯片人才的重要性有着高度一致的观点中国不缺少应用型人才，而是急需更多的基础研究人才。 中国在IT领域的人才培养极不平衡，胡伟武提到，大多数人才都集中在技术应用层面，但研究算法、芯片等底层系统的人才太少。胡伟武举例称，中国的JAVA工程师数以百万计，但研发JAVA虚拟机的人才可能全国只有几十名。全国2600多个计算机专业，本质上都在教学生如何用计算机，而不是怎么造计算机，就如同汽车专业只培养驾驶员一样。 李国杰分析称，之所以国内IT人才培养中存在头重脚轻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芯片等底层技术有较高门槛，只有顶尖院校才培养得出来;另一方面也因为国内人才培养体制机制仍存在一些问题。目前，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对计算机人才的考核大多以发表论文为主要评价标准，而芯片研究领域发论文较难，因此入选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培养计划的机会也更少。此外，科研机构的芯片研发人员的薪资待遇，也与互联网公司相差甚远。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李浥东表示，在市场的红旗效应引导下，现在的计算机学生们谈的最多是机器学习、大数据和云计算，而几乎没人愿意研究芯片。李浥东称，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未来3-5年，计算机底层研究就会没有人才可用。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体系化的建设来治根、治本。“刀尖舞者”陈孝平：科研唯真 自信最美 最美科技工作者 观其人，温儒尔雅、和蔼可亲；闻其声，铿锵有力、自信笃定。 心怀仁爱，尽医生天职。
他接到报告后，放弃了中秋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到现场进行督导，直至安全装置正常投入使用后才回家。
自那时起，澳大利亚已经驱逐了1500多名新西兰公民。
《长安十二时辰》等今夏热播剧，便掀起了陕西省及长三角地区的旅游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