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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时期,有一些共同的文学特征。一是都有各自的独特文体。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群雄并起,诸子游说,各呈道术。重在说理的诸子散文和重在叙事的史传散文并驾齐驱,开启中国散文叙事说理的两大传统。两汉时期,辞赋独霸,劝百讽一,铺张扬厉,成一时风尚。建安时期,五言隆兴,慷慨悲歌,磊落使才。二是群才并起,涌现一大批作家。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老庄孔孟,源流有自,儒道墨法兵,各领风骚。两汉时期的辞赋大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一拨接一拨地出现,连成两汉一道文学景观。建安时期,三曹七子并驱文坛,诚如曹丕所言,是“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之后几个文学兴盛期,群体性也很突出,如正始年间有“竹林七贤”,西晋群才,因为相似的审美情趣而成为一个文学群体,尤其是“陆海潘江”。三是不仅出现文学高原,还出现文学的高峰。其中可称得上文学大家的很多,屈原和曹植是最突出的代表。文学高原的时代成因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高原的形成,要从整个时代寻找原因。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运势,必然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具体来说,无非是指当时的人文风尚、政治时局等。春秋战国,诸侯各国想方设法招揽人才,齐国在交通要道开设学馆,楚国扩建兰台宫。孟子和荀子都以贵宾身份受聘于齐国和楚国。稷下学风、兰陵良俗影响久远。纵横游说的诡异风俗促成了邹衍、驺奭、屈原、宋玉等辩说文才。汉初,文儒不受重视。到了汉武帝时期,需要文士们来润色宏业,才筑柏梁台广延人才,开举贤良文学之士。汉宣帝时,承武帝功德,诸文士待诏金马门,如此盛德之事,吸引了许多才人文士,他们的创作热情空前,两汉辞赋之高潮自然形成。唐代陈子昂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都视“建安文学”为文学高原。刘勰认为,建安时期文学高原的形成,也与“世情”和“时序”有关。曹魏时期,虽战乱频繁,但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才学之士投奔曹魏。曹丕也很重视文学事业,称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明代王世贞曾说:“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谢灵运所处刘宋时期也如此,宋文帝刘义隆很欣赏谢灵运的诗书才华。文学高峰的个人成因文学高峰的形成,与特定时代的文学氛围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作家的天资才情、天才创造和特殊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与读者的知音推赏、评论家的慧眼识珠也有一定关系。刘勰说:“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有的作家“思之缓”,有的“思之速”,文思无论快慢,都是建立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之上。“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这一时期文学高峰话语的主要建构方式,是读者推赏和品评。明代许学夷说:“(钟嵘)其言:‘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乃当时众论所同,非一人私见也。”可知,称曹植、陆机、谢灵运为文学高峰,是当时文坛的共同话语。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一是神笔与文学高峰的神化。通过一些神奇的故事神化文学大家的形象。阮籍的故事就是显例。《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讲阮籍的才情:“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通过近乎戏剧化的故事突出了阮籍如有神助的才华,《晋书阮籍传》就采信了这个故事。二是美谈与文学高峰的大众化。通过一些佳话美谈来使文学高峰形象大众化,使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如洛阳纸贵的故事。据史载,左思《三都赋》写成后“时人未之重”,但之后出现“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三都赋》确实写得好,另外也与一大批名人批注推荐密切相关。史载,“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陈留卫权又为思作《略解》”,这些注序,多嘉勉之词。正是众多名人褒奖推荐,才使得《三都赋》出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这个故事,反映出整个社会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提升,形成了喜欢文学、追捧名作的社会氛围,也加速了文学高峰形象的推广,促进了文学高峰的生成。三是品选与文学高峰的层级化。通过品评和选择,把文学分成三六九等,经过一流评论家的专业评点、比较和择取,真正确立一流作家的地位。突出的著作,是钟嵘的《诗品》和萧统的《文选》。《诗品》共评论122位五言诗人,其中曹植、谢灵运等都位列上品。钟嵘对曹植给予高度评价:“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如果说钟嵘是通过品诗体现自己的艺术观点,萧统则通过选文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文选序》说:“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这里,萧统有自己的选文标准,以“文为本”,“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根据这一标准,入选数目较多的作家当然就是萧统心目中的高峰作家,像曹植、谢灵运等人的作品就入选较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论的成熟期,以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以“世情”“时序”建构文学高原话语,又通过神笔、美谈、品选等路径建构文学高峰话语。这是中国文论史上较早的文学高原高峰的话语建构。(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键词视野下《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成熟期的话语建构研究”负责人、赣南师范大学教授)。建行“政融支付”平台成“智慧镇江”第三方支付统一入口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建行镇江分行在智慧镇江APP开发中,科技赋能,建行政融支付平台成为智慧镇江第三方支付的统一入口。智慧镇江APP是由镇江市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大数据管理局组织,各相关部门实施开发、集成镇江市各类政务和生活服务功能的移动应用软件,是服务于市民的智慧政务平台。智慧镇江APP主要为百姓提供查询办事两大服务。该行在了解到APP无法实现公共事业缴费后,迅速组建营销团队及技术服务团队,为市大数据管理局介绍建行在线缴费一口接入,单一对账功能,赢得了管理局的认可,最终选择使用建行的政融支付平台作为水电缴费、通信费充值等第三方支付的统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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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独一无二,至今不可替代。青岛路里的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行天下) 每个城市都有几条有“故事”的路。 过去,青岛最有名的是中山路。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改革开放前,这条长约1500米的长条马路两侧,银行、商店、饭店、书店以及影剧院鳞次栉比。逛中山路是当时青岛人的向往和骄傲。 上世纪90年代,青岛市委市政府东迁,与之相邻的中山路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闹和辉煌。现在到青岛再提中山路,更多的是对老城区繁华的寻觅和追溯。 其实青岛有名气也更有韵味的不止中山路,在老城市南区就蜿蜒着好几条这样的路。 鱼山路 鱼山路,以山脉命名,源自山东东阿县的鱼山。这座属于泰山余脉的小山,以其形似甲鱼而得名。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鱼山路周边聚集了一批文人学者,一时间引起国内文化知识界的好奇和关注。 鱼山路33号,一座今天看来有些破旧但依然残留着当年气势的小院落,院门处茂盛的树木遮天蔽日。这是当年梁实秋亲手栽下的。在这座小院里,梁实秋生活了4年,创作并出版了《文艺批评集》,还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悠哉幸福的时光,让梁实秋感到非常惬意,他说从北疆到南粤,以青岛为最好。与梁实秋斜对门,也就是鱼山路36号,曾住过丁西林。这位文理皆优的双料才子,写过喜剧《一只马蜂》《等太太归来》等,其本身却是位造诣很深的物理学家。 鱼山路长不到900米,但围绕其周边的每一条路都住过非同凡响的人物,都有满满的故事。当年名誉天下的国立青岛大学(后改称国立山东大学)就坐落在鱼山路上。 大学路 与鱼山路交叉的大学路,是一条南北向道路,也是青岛的第一条现代化马路。上世纪30年代,世界红十字青岛分会在此办公,之前这里还曾作为军营。那融和了中国传统建筑、西欧和伊斯兰建筑风格的红色墙面、黄色琉璃瓦,与现代化的黑色柏油马路相互交融,呈现出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上世纪30年代,闻一多在这条路上住过。当时他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细心的闻一多发现青岛的山路特别多,走一段便要上坡下坡很是不方便。于是他买了一根精致的手杖,出门就带上。有段时间大学的师生常会看到,30多岁的教授闻一多总是拄着手杖从驻地踽踽而来,那样子很潇洒也很有意思,一副桀骜不驯、卓尔不群的大师风范。闻一多的雕像现在安放在大学路一侧的红岛路中国海洋大学旧校区里。他身后是爬满青藤的一座小楼,远远相望翠绿映眼,衬托得雕像更加庄重。 大学路这个路名起的很有意思也很“超前”,之前这里根本没有大学。但冥冥中似乎早有布局。路名有了之后不多年,私立青岛大学就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后,大学路上的39中学更因“文艺范”而被人所知,从这里走出了许多当代知名演员。后来,39中学成为中国海洋大学附属中学。 黄县路 大学路再往里延伸一点,便是黄县路。黄县是山东的一个县,历史悠久,商末建莱国,秦设齐郡,始置黄县,是中国最早的县治单位之一。黄县人嘴巴能说会道,生意场上曾被戏称为“黄县嘴子”。但在青岛,这条半里多长的马路却静谧、幽深,显得特别安静。整条路上,是典型的青岛风景:红瓦绿树。遍布庭院的树木、爬在外墙上的蔷薇、越出院墙的冬青以及叫不上名字的花花草草随处可见。 老舍故居,也被称为“骆驼祥子博物馆”,位于黄县路12号。这是幢二层楼房,座北朝南。上世纪30年代中期,老舍在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期间曾在一楼居住,并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和中篇小说《文博士》等作品。当年老舍经常到黄县路南头的菜市场去找“洋车夫”拉呱,了解他们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以充实自己的创作。老舍的居住为黄县路、为青岛留下了巨大的文化和旅游财富。 黄县路上还住过台静农、赵太侔、杨振声。杨振声当年任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赵太侔任教务长,后来接替杨振声担任了校长。台静农在黄县路居住期间经常约老舍先生到一家酒馆喝酒,那是青岛周边县里出的一种“老酒”,台静农晚年还常提起。提老酒自然不会忘记黄县路,那是老人一种难以割舍和刻骨铭心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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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阳江中、东津河发生超历史洪水,当地派出4个工作组赴灾区指导、协助做好防汛抢险和灾后恢复工作。
到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3元,比1957年名义增长%,年均实际增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元,比1957年名义增长%,年均实际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