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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张黎娜）(责编：实习生(刘一凡)、熊旭)。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对外传播的创新发展一、引言信息社会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信息传播技术的最新成果在全球范围应用与普及的速度不断加快，对外传播的创新发展迎来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宏观格局和微观变局。根据Gartner近十年连续发布的技术成熟度曲线报告，当前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热点正在从移动互联网络和社交媒体拓展至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其中尤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最为引人瞩目。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实施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运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①放眼全球，无论是美国大选中脸书的大数据疑云，还是主流媒体中机器生产内容（MachineGeneratedContent，MGC）的日益流行，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对外传播融合发展的模式创新值得关注与探索。本文从对外传播的移动化、社交化成果出发，通过传播内容、渠道和对象等方面探析并展望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对外传播融合发展的可行性模式。二、承前启后：从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的传承伴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热潮，麦克卢汉的媒介化预言和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构想在全球范围已近成真。宏观层面的“地球村”，正在借助理论边界可以无限扩展的比特连接，通过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优兔（YouTube）等数字平台，突破了传统时空界限对国际传播的束缚和限制。而微观层面，“媒介即讯息”与“媒介是人的延伸”通过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日益主流的信息化成果，逐步演化为“地球村”成员生活和工作中习以为常的组成与形态；信息传播的变革契机从大众传播领域扩展至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范围更为广阔、层次更为深入的空间。正在加速成果转化与应用普及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正是优先着眼于以人作为基本传播单元的微观变局。回顾新世纪即将过去的第二个十年，我国的对外传播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信息传播技术成果实现了阶段性的创新发展，一方面主动应对广播电视、平面媒体等大众传播媒介在全球范围遇到的媒介融合挑战，另一方面积极利用移动化、社交化和位置化的数字平台探索对外传播的内容、渠道与对象创新。无论是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大众传播主体主动“走出去”的代表中国国际电视台（ChinaGlobalTelevisionNetwork，CGTN）、ChinaPlus，还是积极在国际社交媒体开设账号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以及知名人士与意见领袖等新兴传播主体，我国的对外传播与主流信息传播技术的融合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和阶段性成果。然而信息传播技术的迭代与变革并非是偶发式的跃变，对外传播与最新技术成果的融合发展和模式探索也是承前启后的——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之后最具成果转化价值和市场应用前景的信息传播技术，正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综合来看，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融合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大数据是人工智能的信息来源与发展动力，而人工智能是大数据的解决之道与应用路径。对外传播在全球移动互联网络和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的探索与收获，为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创新实践提供了可深入优化的传播内容、可丰富化拓展的传播渠道以及可精准化定向的传播对象。三、继往开来：对外传播在内容、渠道和对象的智能与数据之变人工智能、大数据作为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数据科学技术的分支，其出现、存续和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沿革，目前因其技术发展在互联网、制造业、商业与零售业等领域的有效成果转化而进入应用的成熟期。具体到对外传播的领域，人工智能的机器生产内容(MGC)、算法与智能推荐、智能语音与语义识别、人机对话与人机协作、机器深度学习以及大数据的内容标签化和关系画像化，将通过传播内容、渠道和对象等方面推进对外传播从移动化、社交化到智能化、数据化的变革，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助力创新对外传播模式发展，从而持续有效、与时俱进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责编：宋心蕊、赵光霞)。《烈火英雄》：每一种平凡都能书写崇高 电影《烈火英雄》上映了，作家鲍尔吉·原野感慨说：这是最艰难的一次写作。“采访中，我的当事人不止一人、不止一次放声大哭，我不敢看他们，低下头，流下的泪水洇湿了采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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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功胜指出，2018年6月15日起，美方突然宣布对华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三天后又威胁向额外2000亿美元商品征税，引发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调整；同年12月G20两国元首会晤、贸易摩擦形势缓和，又驱动人民币转为升值；2019年5月美方再次超预期升级对华关税措施，当月境内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下跌了%；8月2日，美国进一步威胁对剩余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8月5日开盘后离岸、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先后“破7”……这一系列波动，都是人民币在外部环境冲击下正常的市场反应。 “需要看到，中国是一个出口大国，美国又是中国重要的外需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必然会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因此，把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客观结果归咎于‘中国操纵汇率’，无异于贼喊捉贼。”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单边主义指责无法服众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刘程对本报记者表示，美国《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并未对“汇率操纵国”设定具体标准。美国目前使用的《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规定，认定“汇率操纵国”要满足三个评判标准：一是特定经济体对美国贸易盈余超过一年200亿美元；二是该经济体经常项目盈余占GDP比重至少3%；三是该经济体持续单边干预汇率，通过汇率干预买入的外汇超过GDP的2%。 “数据上看，中国仅符合其标准中的第一条，不应被列为‘汇率操纵国’。事实上，目前全球尚未有任何国家和地区符合美国法律规定的‘汇率操纵国’全部标准。美国有关部门对本国法律设定的‘标准’置之不顾，凸显其‘法治精神’的虚伪性，与其在国际治理领域的单边主义与霸凌作风相吻合，显然难以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可。”刘程说。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战略政策系副教授傅强认为，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下降幅度远小于绝大多数主流货币。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濑口清之表示，中国不可能通过干预汇市让人民币贬值，这是各国金融界的共识。如果美方根据所谓“汇率操纵国”的认定采取相关制裁措施，其正当性将遭到国际社会普遍质疑。 中国将继续贡献确定性 虽然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给世界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但是中国仍将尽最大的努力为世界经济贡献确定性。 在谈及人民币未来走势时，潘功胜指出，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坚实基础，人民币汇率尽管会受到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但不会无序贬值，外汇市场在经历短暂震荡后终将回归基本面。 “尽管人民币汇率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尽管美国将我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的既定方针不会因此动摇。我们将继续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维护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中国是负责任大国，我们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采取了负责任态度，为全球经济在危机后逐步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仍将坚定恪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承诺，不会进行竞争性贬值，不会将汇率作为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工具。”潘功胜强调。 “人民币汇率归根到底是一种市场价格，不可能只涨不跌，也不可能只跌不涨。美方决策者需要关注的，是中美两国巨大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空间以及如何相向而行、求同存异、实现共赢。”周宇说。(责编：李楠桦、刘然)。图解：细数“长江韬奋奖”历史上的十位获奖“第一人”推荐阅读“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举行 “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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