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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图为潜山境内古山第三高峰飞来峰海拔1424米。

根据2019年7月17日嘉实元和基金二季报数据，截至6月30日，嘉实元和净值对其股权部分的估值为亿元，则对应中石化销售公司估计市值达亿元。　　根据中国石化2018年年报数据，2018年底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分别为亿元和亿元，假设销售公司净资产和净利润在2018年底之后基本保持不变。截至2019年7月3日，嘉实元和收盘价元，净值元，折价率%，则当前嘉实元和净值中股权部分估值对应销售公司的PB为倍，价格对应中石化销售公司PB为倍。　　上述券商团队认为，若股权变现对应PB水平在初始倍附近，按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价格买入，均能获得较为可观的收益。　　公告内容已明确基金在2019年9月29日到期前通过股权变现的方式实现投资收益，假设不考虑最后这个阶段内债券资产波动对净值的影响，根据基金7月4日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对应价格买入测算嘉实元和基金的到期收益水平如下：若按照基金成立之初目标公司的估值倍PB实现退出，对应二级市场的到期收益率为%；乐观估计基金能按照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股权估值倍PB变现，则二级市场买入的到期收益率为%；也不排除最终股权变现对应的PB估值水平低于初始倍，极端考虑只要按照高于停牌前二级市场价格对应PB水平倍变现退出，在二级市场买入的投资者均能获得正向的收益。　　上述分析团队还表示，基金目前仍处于停牌状态，复牌后折价水平或将有所修复。自6月初以来，基金折价率持续收窄，待股权变现资产估值明确，清算价格确定，折价率或将进一步修复。上海查处多名慢作为乱作为“糊涂干部”原标题：上海查处多名慢作为乱作为“糊涂干部”粗心大意，不该补助的对象拿钱，应受补助的对象却少拿钱；慢慢悠悠，没有按时处理材料，造成多名群众利益受损；不闻不问，救助对象过世已数月却依然在发补助……近日，上海市嘉定区一家镇救助所的多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因在社会救助领域慢作为、乱作为，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去年5月，该救助所工作人员金某向区民政局提交一批31人医疗救助申请，因被发现存在重复报销问题而被退回，要求复查。民生救助是“救急钱”“救命钱”，相关处理本该快马加鞭，金某的复查却慢慢吞吞，导致其中20人的申请“过期”而无法拿到救助款。此外，金某在处理一项医疗救助申请时，审核马虎大意，竟向本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对方发放了万多元救助金；在处理另一位市民的医疗救助申请时，他又因操作失误而少发近5700元，让本就重残无业的申请者利益受损。“犯糊涂”的不止一人。调查人员发现，该救助所存在多名党员干部和工作人员责任不明确、监督缺位、不规范操作等问题，甚至还出现“人没了、钱照发”的情况——由于疏于按规范审核，该所负责的7名救助对象过世已久，工作人员却迟迟没有发现，依然往这些账户中连续数月打入救助款。近日，因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该救助所负责人杜某被立案审查，金某等4名工作人员被立案调查。同时，嘉定区纪委监委还向区民政局和救助所所在的镇政府发出监察建议书，要求以此案为戒，紧盯民生“账本”，健全体制机制，加强基层队伍监督管理，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慢作为、乱作为，背后是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在作祟。”嘉定区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嘉定开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集中整治，要求基层针对问题自查自纠、共收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302个，涉及治党不严、为官不为、冷硬横推、文山会海4个方面10大类。同时，嘉定区纪委监委还对12家处级单位开展专项检查，发现问题22个，问责党委1个、党支部书记3人，对部门主要领导谈话提醒3人，对4个党委制发纪律检查建议书。(责编：高巍、赵晶)。单霁翔：文物也要“有尊严”原标题：单霁翔：文物也要“有尊严”　　正值暑期，“打卡”博物馆的人群越来越多。如今，全国共有5000多座博物馆，每年都有上百座博物馆建成开放。如果来一次大考，怎样才算一座好的博物馆？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有话说。　　好的博物馆长啥样　　“怎样才算一座好的博物馆、怎样才是一种好的文物保护状态？”日前，在第29届书博会“红沙发”系列访谈上，单霁翔抛出了这个问题。　　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兴建博物馆的风潮，大面积、大设计、大投入几乎成为标配。然而，单霁翔却认为，“什么是好的博物馆？一座好的博物馆不是盖上高大的馆舍，搞华丽的装修，而是要不断深挖藏品的内涵，不断举办人们喜欢的好展览，不断举办人们喜欢的好活动，这样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博物馆对于自身生活的意义，人们才愿意走进博物馆。”　　“人们回去之后还能再来的博物馆才是一座好的博物馆。我想，这就是今天人民群众衡量一个博物馆优劣好坏的标准。”单霁翔建议，希望每一座博物馆都要持续研究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根据自己的文化资源，凝练出强大的文化力量。　　当谈到文物保护时，回顾自己在故宫工作多年的经历，单霁翔深有感触：“不是把文物锁在库房里面，死看硬守就是好的文物保护。”他认为，应该把文物藏品细心地进行修复保养，让它们保持健康的状态，让它们重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　　只有人们在生活中感受到这些文物的魅力时，才会精心地呵护这些文物，这些文物才有尊严，当五千年文明所积淀下的文化遗产都有尊严地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之后，才能让更多民众感受到文化遗产对其现实生活的意义，人们才能共同保护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政府专利　　“过去我们经常争吵保护重要还是利用重要？今天看来保护不是最重要的，利用也不是最重要的，传承最重要，把今天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传给下一代才是最重要的。”单霁翔认为真正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核心理念是两条，第一条是世代传承性，第二条是公众参与性。　　世代传承性，表明文物保护是一个历史过程，每一代人都有他的责任，任何一代都不能用他现世的优势来随意处置遗产，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有保护、享受文物的权利。　　而公众参与性，则表明文化遗产保护不是政府的专利，不是一个系统部门的行业工作，它是全民的事业，每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权利，也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要更多把文物保护的知情权等权利赋予一般民众，通过教育、展示，使人们热爱文化遗产，这样文化遗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现今“打卡“博物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对博物馆的期待有很大不同。如何提升年轻人的参与意愿？故宫近年来进行了很多尝试。“年轻人不仅是迈开双脚走进博物馆，而且还可以通过登录博物馆网站等途径，来更多地接触博物馆的藏品、展览，并通过互动，更加多元地参与博物馆的活动，还有很多观众通过文化创意产品来了解博物馆，这些融入现实生活的改变让年轻人对博物馆感觉到更亲近。”单霁翔说，回过头来看，这些年我们尝试过的一些举措，无论是互联网上的内容传播还是“网红”文化创意产品，都使更多的年轻人成为潜在的热爱博物馆的群体。　　敢于“排雷”才能推动发展　　个人可不可以买卖文物艺术品？私人可不可以办博物馆？潘家园能不能卖齐白石的假画？如今可以轻松回答的问题，在许多年前就是摆在文物管理者面前的“三个雷”。　　“我在北京市文物局当局长时面对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文物是政府直管专营还是广大民众也能够接触？过去家里有文物要送到国家文物商店，不允许自己交流。当时有很多专家不同意文物的民间交易，他们担心，这样一来会导致博物馆藏品流失，导致文物艺术品外流。”单霁翔回忆道。　　再来说说旧货市场的“高仿”，单霁翔认为，“人民群众有需求，家里要买一幅齐白石的画，你一定要让他买真的齐白石作品吗？他知道是高仿、复制的，但他挂在家里，来享受文化，没什么不可以的。”　　不破不立，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就必须敢于突破陈规，在制度先行的前提下，让更多的公众参与进来。“后来我们经过研究，鼓励成立艺术品拍卖公司，鼓励民办博物馆，鼓励文物监管的旧货市场，这是‘三个雷’，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同时，我们也相应制定了3条办法：艺术品拍卖不允许拍卖出土文物，不允许拍卖馆藏文物，珍贵文物不许出境。”单霁翔说。　　转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面对故宫人满为患的现状，单霁翔又动起了脑筋。为了不让参观故宫成为一件“受罪的事”，他带领故宫人经过两年的研究、实践，破天荒地采取了限流、购票实名制、网上购票等办法，解决了多年的顽疾。　　“一步一步地研究，永无止境地改善，这样才能真正把困难解决。”单霁翔说。　　（编辑：李思）(责编：潘佳佳、鲁婧)。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次组织召开地理标志产品申请技术审查会原标题：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次组织召开地理标志产品申请技术审查会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组织召开地理标志产品申请技术审查会，对包括溆浦瑶茶、汨罗粽子、汤阴北艾、连江海带、忻城糯玉米在内的5个地理标志产品申请进行技术审查。党中央、国务院对地理标志工作高度重视，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明确要求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地理标志产品的统一保护和管理。

　　66岁的肯玉珍，是独龙江乡家喻户晓的“明星”，家住孔当村腊配村民小组。

（黄洁金秋）。红河创新技术研究院蓄势待发 红河创新技术研究院是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政府与浙江大学于2017年共同组建的研究机构。

那么这场颜色革命就真的无厘头了吗？　　事情并非如此。

他指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时提出的“四个到位”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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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人员属于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杨静霆是新邵县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属于监察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第二类监察对象——“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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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遍地狼烟》，以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书写了大时代背景下，英雄儿女们站在历史理性、民族意志的高度上，谱写的一曲慷慨悲壮、感人至深的抗战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