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给我们家的由我分配,我把伯伯的遗物分成7份,妈妈和我们兄弟姐妹6人各留一份。”周秉德回忆道,“都是旧衣服、旧鞋袜一类,其中就包括我捐赠给周恩来纪念馆的一套中山装和一件旧衬衫。” 中山装为灰色法兰绒面料,上衣表面的绒已被磨平,衣领被磨得发白,裤子上还有破洞;衬衫是用白棉布做的,因为穿着太久已经泛黄,肩膀、领子和袖口都已换过。 周秉德说:“外套朴素庄重,内衣破旧甚至打着补丁,是伯伯穿衣的风格。因为经常出席正式场合和会见外宾,伯伯的外衣看上去都是笔挺整洁的,而衬衫因为只能被看到领子和袖口,所以穿旧了就可以拆了换新的。” 总理去世时,其警卫秘书、原中央警卫局副局长高振普参与料理后事。他告诉记者,周秉德捐出的中山装和衬衫是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前定做的:“中山装做了3套,衬衫做了六七件,这几件衣服总理穿了23年,直到去世。总理去世后,邓大姐带着我们从这些中山装和衬衫里挑出最新的一套——只有六成新的衣服给总理穿上。老百姓去世的时候还要做一身寿衣呢,而总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全身上下、衣服鞋袜没一件是新的!” 连夜赶制,一双布鞋寄托人民对总理的爱戴 展厅里有一双布鞋总理生前只穿过一次,在脚后跟的部位还缝有一层纱布。“1975年4月19日,在做完结肠癌手术后的第24天,朝鲜的金日成主席要到医院见总理。当时总理的脚浮肿得厉害,不但不能穿皮鞋,唯一的一双旧布鞋也穿不进去。”高振普回忆说,会见前一天,他为总理量了脚的尺寸,赶到大红门附近的一个鞋厂,在出国人员服务部找到一位韩师傅,跟他说,时间紧,鞋底不用纳得太密,鞋子可以做大一点,尤其是鞋口一定要大,便于穿上和脱下。“我没说是为总理做鞋,否则可能泄露总理的健康状况,但韩师傅拿到旧布鞋就动了感情,因为那双鞋就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为总理做的。” 第二天中午,高振普去取鞋,只见鞋底用麻线纳得密密麻麻。“韩师傅告诉我,他和另一个同事赶了一夜,一人做一只,直到中午才做好。说着说着,韩师傅哭了,他说绝不能让总理穿质量差的鞋,也许他从鞋的尺码上意识到了什么。” 布鞋拿给总理试穿,稍微长了些,于是请护士把一块纱布缝在脚后跟的位置垫一下。当天下午,周总理就穿着这双布鞋,在医院里会见金日成主席。会客室的隔壁,就是一间摆满抢救设备的病房。 即使身患重病,周总理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周恩来纪念馆里有一块展板统计了1974年6月1日至1976年1月8日总理住院期间的治疗和工作情况: 做手术13次(约40天一次); 召开会议40次; 会见外宾65批; 与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等谈话254人次…… 这双布鞋,寄托着人民对总理的爱戴,也见证了总理人生最后一段时光的鞠躬尽瘁。 扎根草原,军大衣陪伴侄女26年 展厅里有一件军大衣,是周总理送给周秉德的妹妹周秉建的,它陪伴周秉建在内蒙古草原度过了26年的青春岁月。 “1968年,小妹秉建还不到16岁,主动报名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的阿巴嘎旗插队落户。她到西花厅辞行时,伯伯伯母为她饯行,饭后,七妈邓颖超拿出一件军大衣,说是伯伯送给她在大草原上御寒。”周秉德说。 1970年,周秉建被推荐应征入伍。
尤其如国外的家庭医生的医疗行业综合知识有充分的了解,这一点退休的“老医生”特别有优势,如何把他们的优势结合进来,也是我们探索“老有所为”的一种思路。
截至7月底,天津新引进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等80余位顶尖、领军人才,新引进博士后、博士1200余人,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市长热线》副市长赵雯周日聚焦体育民生 正在东方体育中心月亮湾举行的跳水世界杯与市民跳水赛结伴而来,奥运冠军与跳水爱好者同台竞技;从F1赛车、网球大师赛到国际田径钻石赛、国际马拉松赛……每年有百余场重大体育赛事落户上海,从观赛到体验,体育逐步改变申城百姓的生活方式。面对市民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如何加强健身场所建设?完善体育民生还有哪些空间?本月20日12时,副市长赵雯将走进上海广播电视台《市民与社会·市长热线》节目,就上述话题与市民进行直播讨论。
探访2社区居委会 无人回收居委会药箱“消失” 有的小区没有红色有害垃圾桶,居民家里的过期药如何处理?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部分区在社区居委会设置了过期药回收箱,但居民在网上无法查询回收点位,甚至有些食药所也不掌握点位信息。
总理特别赞成,他说中国出口商品质量很好,但包装不行,卖不出好价钱,秉宜如果能设计好包装,就是为国家作贡献;四弟周秉华入伍当了炊事兵,整天喂猪做饭,退伍后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后经过自己努力,担任一定的职务,还当上了先进工作者。
打造更有趣的活动,让游客来了之后留得住,回去之后还想来。
借力麒麟810芯片,荣耀重塑“千元旗舰机”准入门槛 7月23日,荣耀召开品牌9X系列新品发布会,宣布该手机全系搭载麒麟810芯片,售价1399元起。
2014年1-9月的全国网上零售额为18238亿元,同比增长%:2015年的1-9月全国网上零售额为25914亿元,同比增长降到了%;2016年的同期数字则为34651亿元,同比增长速度仅有%。2017年我国网络零售额达万亿元占零售总额%。2018年1-7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47863亿元,同比增长%。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36461亿元,增长%。
准备25年,高速铁路开建了 2004年春天,北京街头樱花含苞,玉兰绽放。中国高速铁路规划应运而生。 那年,中国铁路刚结束第五次大提速,最高运营时速160公里。
同时,结合本市农宅实际情况,推出了一系列惠民政策。
中国电视剧《恋爱先生》的译制工作已进入尾声。译制中心的配音演员们正加班加点,力争能在5月播出该剧。 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国时,中蒙两国签署了一系列关于进一步加强影视剧制作、播放、交流等方面合作的协议。2015年,中国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卫视频道成立驻蒙古国影视剧译制工作室,负责落实中蒙两国相关合作项目。2016年,中国影视剧喀尔喀蒙古语译制中心在工作室基础上成立。中方5年内将向蒙方免费提供25部中国优秀影视剧译作,同时承担“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项目的实施。 据译制中心负责人阿古拉介绍,译制中心已经译制32部共1476集中国优秀电视剧和4部电影,在蒙古国多家主流媒体播出了27部1181集电视剧和2部电影。短短4年多时间,蒙古国电视剧市场出现了“中国热”。“相信《恋爱先生》的播出将在蒙古国掀起新一轮中国剧收视热潮。”阿古拉充满期待地说。他表示,译制中心之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取得如此好的成绩,除了中蒙两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外,离不开一群敬业、专业、辛勤传播中国文化的蒙古国导演、翻译和配音演员的辛勤付出。 “翻译中国电视剧是一种享受” 翻译道尔吉分享了心得体会:“我们翻译的中国电视剧主要分为古装剧和现代剧两类。中国古装剧的台词文雅,常运用很多成语和谚语,翻译时需要保留原意并转换成蒙古国谚语表达,这样能帮助观众真正理解其含义。中国现代剧常用网络流行语,翻译时我们便会结合蒙古国的流行语。” 道尔吉今年30岁,已是译制中心的金牌翻译。他大学本科学的是会计,但工作两年后决定学习中文。道尔吉就读于蒙古国光明外语学院,师从蒙古国著名汉学家包勒德巴特尔。接触中文6个月后,他就尝试阅读《三国演义》,一年后开始协助导师翻译中国电视剧。道尔吉在译制中心已翻译200多集中国电视剧。 道尔吉说:“我很喜欢中文,喜欢中国电视剧翻译工作。翻译中国电视剧是一种享受。”在翻译过程中,他时常感叹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内涵又与时代一起发展、不断丰富。百闻不如一见。去年11月,道尔吉带着全家到北京和广州旅游。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发展令他们赞叹不已。 译制中心共有12位配音演员,其中还有一对夫妇。妻子叫布尔根,被称作“海清专业户”。顾名思义,中国演员海清出演的角色都由她来配音,比如《小别离》《王贵与安娜》等。 布尔根毕业于蒙古国电影学院表演系,大三到乌兰巴托电视台实习,开始涉足配音领域。译制中心出品的32部中国电视剧,布尔根都参与了配音。去年,布尔根把做主持人的丈夫巴特呼斯楞也介绍到中心做配音工作。夫妻二人在多部戏中为夫妻或恋人角色配音,默契有加。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9岁,已经在学校选修中文。 “激励奋斗的题材在蒙古国青年中引起了共鸣” 译制中心蒙方导演巴特其其格曾在蒙古国国家电视台工作多年,1993年开始从事配音工作,1996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巴特其其格从业经验丰富,可以说是蒙古国影视行业发展历程的见证人。她说:“译制中心配备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配音设备,带来了专业的影视译制理念。感谢译制中心不仅把中国文化带到了蒙古国,同时为蒙古国培养了一批专业影视译制人才。蒙古国观众观看外国电视剧从此告别了解说式配音时代。” 布尔根谈到配音体会时,也有类似的感受:“和解说式配音不同,中国电视剧的配音要对口型,根据剧情把角色喜怒哀乐的情感表达出来,就像自己在表演一样,很有挑战性。与此同时,这种方式让配音水平提高很快。观众也喜欢这样专业的配音,感觉剧中的演员就是在说蒙语。这是中国电视剧在蒙古国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中国电视剧质量很高,贴近生活。剧本充满正能量,对年轻人有很好的教育意义。比如《北京青年》这部剧,反映出青年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创造光明未来的故事。中国电视剧对友谊和人性都做了极好的诠释,激励青年人为美好生活奋斗。激励奋斗的题材在蒙古国青年中引起了共鸣,适合发展中的蒙古国。”巴特其其格高度评价中国电视剧。 巴特其其格表示:“中国的电视剧从剧本、拍摄到演员表演都很专业。为这么多部剧配音后,我对《平凡的世界》和《鸡毛飞上天》印象特别深刻。剧情自然不夸张,充满生活气息。它们都是通过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化,反映国家的发展历程,生动讲述了国家由个人组成,然后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来推动国家发展的故事。” “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意义” 根据收视率统计,《大丈夫》《结婚前规则》《冰与火的青春》《父母爱情》等中国译制电视剧收看人数均超过10万人次。其中《大丈夫》收看人数达到55万人次,刷新了此前译制外国剧在蒙古国的收视纪录。
得益于这种适合于各自民族传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政体,中亚各国克服了苏联解体带来的强大政治冲击和经济体系断裂影响,分别走出了主权独立后的艰难时期,并有效抵御和打击了曾经跨地区作乱的三股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