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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苏军看来,婚龄问题是中华民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最大的“灰犀牛”,应该予以高度重视。“降低婚龄不可能直接扭转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的趋势,但是这是一个正调节的方向,配合其他一系列降低抚养成本、鼓励生育的政策,是能够逐步解决问题、扭转趋势的。”张苏军说。张苏军认为,目前年轻人的营养条件、生活环境、信息采纳、文化水平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成熟度和当年相比大幅度上升,这为降低婚龄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而且婚姻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婚龄理应和成年相对等,有完全民事能力时就有权选择结婚或不结婚。“应该还婚姻权本来的基本民事权利的属性,赋予其更大的自由选择范围。降低婚龄不但是对基本民事权利的扩权,也和民法总则中关于成年的年龄规定相一致”。多位委员还认为没有必要在婚姻年龄上作男女的区别,建议将男女的法定婚龄进行统一,以体现男女平等。建议增加收养后评估监管规定审议中,围绕如何进一步完善收养法律规定,多位委员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刘修文委员建议建立收养后评估机制和纠错机制,发现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情形时,帮助收养人解除收养关系。同时,处理好事后监管与保守收养秘密的关系。“建立评估制度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被收养人。”朱明春委员也建议加强收养后的评估和管理。“收养之后的初期一年,能不能由收养关系登记批准机构对收养关系进行评估,这样能够保护被收养人的合理合法权益。比如,评估收养人的人品、经济条件是否合格,是否符合收养条件的需要”。在加强管理的同时,朱明春还建议适当放宽年龄差距的限制。“现在独身者,自己选择独身或者离异的人越来越多,教育水平提高、教育年限延长了,如果要求差40岁以上,就意味着到退休只剩下20年了,收养的孩子可能退休的时候他还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教育,65岁了孩子才20几岁,大学还没有毕业。收养年龄当然是很重要的条件,但不一定非要强调年龄相差40岁”。对此,江小涓委员则主张在“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的后面加一条“被收养者父母事先同意的收养者除外”。“因为实际情况经常是收养人是父母信任的朋友。”此外,刘修文还建议进一步细化涉外收养相关规定,在收养关系解除相关条款中,增加对未成年人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规定。“在我国,一般选择对未成年被收养人保守收养秘密,但是不能排除被收养人了解相关情况和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权利。一旦被收养人有解除收养关系的意愿,如何提出、向谁提出诉求、要经过什么程序、有哪些救济途径等,有必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记者朱宁宁）。人民网香港分公司报道集 人民日报（People'sDaily）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8月，国共两党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等协议。
同时,刘修文还建议设立替补继承(遗赠)和后位继承(遗赠)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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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逢显说。
记者了解到，围绕推进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好补充保障作用，国家发改委正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多部门加紧研讨，并酝酿相关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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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负责人表示，新的一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将进一步加强与政法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协作配合，推动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畅通监督举报渠道，深入排查案件线索，持续加大提级办案、异地交叉办案、上下联动办案、联点包案、追责问责的力度，做到靶向施治、精准打击、打伞破网、除恶务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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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国史稿》的研究是客观辩证的，如第二卷，对1956年-1966年共和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既充分肯定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包括经济上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坚实基础、农业上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不凡业绩、文教科技方面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时不讳言这个时期犯下的错误、经历的挫折，包括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生产关系上急于过渡、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阶级斗争问题上犯了绝对化、扩大化的错误等，都作了如实的叙述和必要的评析。
徐悲鸿或许早有洞察，故在序言中历数大千广泛的继承后说：“其言谈嬉笑，手挥目送者，皆熔铸古今；荒唐与现实，仙佛与妖魔，尽晶莹洗练，光芒而无泥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