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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公布的是枣树林墓地2018-2019年发掘的情况。在这里，又发现两位曾侯和夫人——曾侯宝及夫人芈加、曾侯求及夫人渔。 确认两位曾侯及夫人的合葬墓 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随州枣树林墓地考古领队郭长江介绍，这里是一处春秋中晚期曾国公墓地，共发现了墓葬55座、马坑3座、车坑4座，出土了青铜器千余件。部分青铜器带有铭文。其中令人兴奋的是，新发现确认两组曾侯夫妇合葬墓，即“曾侯求”及其夫人“渔”墓和“曾侯宝”及其夫人“随仲芈加”墓。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给记者大致梳理了目前已发现并确认身份的十余位曾侯的名字，其中已知最早的曾侯谏在西周早期，最晚的曾侯丙是战国中期。所以说，这次枣树林墓地发现的两位曾侯，完善了春秋早中期曾国世系，填补了春秋中期不见曾侯的空白。 曾随之谜，一锤定音 在史书中，周王分封的姬姓诸侯国是随国，而在湖北随州发现的都是曾侯墓地。此前，曾、随是同一国，还是两个国，在学界一直有争议。 2009年义地岗墓群中曾侯與墓出土的编钟铭文，讲述了南宫括被周王室册封至南方立国，并在春秋时期吴国军队攻入郢都的战役中，拯救楚国于危亡的历史。这一记载廓清了长期悬而未决的曾国族姓问题，基本平息了曾和随是否为一家的争议。 枣树林墓地也属于义地岗墓群。此次发掘的169号墓是曾侯宝的夫人芈加之墓。墓中出土的铜缶上有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清楚地表明：楚王将自己的女儿芈加嫁至“随国”；而芈加又是曾侯夫人，所以可知，当时楚国称“曾”为“随”，说明曾随是一家，再一次印证了曾侯與墓铭文的记载。学术界“曾随之谜”的争论可以结束了。 此前，曾侯是周文王之后还是周武王之后，在学界亦有分歧。此次在出土的编钟上发现了铭文“余文王之孙，穆侯元子、出邦于曾”等内容，说明曾侯应是文王之后，又解决了一个学术难题。 芈加，曾国的妇好 在芈加墓中出土了19件编钟。郭长江与伙伴们通过编钟大小、铭文内容、字体、出土位置等信息，判断它们应分为四组。第一组个体最大，其中最大的两个钮钟出土时钟体已经残存，所幸铭文保存较好，书写规范，内容基本完整，少数缺漏的文字可以根据其他组的铭文补充。 经过释读，整篇铭文包括三个段落。开篇用“曰”字领起，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了曾国的历史：自己的祖先南宫受周王分封到曾国，曾国与楚国有联姻。第二部分是芈加自述，讲了丈夫“龚公”即曾侯宝早逝，自己作为曾侯夫人勇敢地挑起了国君的重担，治理曾国，保土守疆的一段历史。第三段落是编钟铭文常见的宴饮以乐嘉宾的套话。 作为楚国的女儿、曾侯的夫人，芈加竟是个传奇女子，巾帼不让须眉，有胆有识，可谓是“曾国的妇好”。 找回尘封的曾国历史 曾国在史料中没有记载，从1976年曾侯乙墓发掘开始，一系列考古发现，如拼图般，逐渐恢复着一个存在时间不短、却被历史“遗忘”的小国历史。 近几年，曾国考古研究掀起第二次高潮。2011至2013年，随州叶家山墓地发掘了西周早期曾国墓葬，确认了两位曾侯，将曾国历史往前推进数百年；2014至2015年，枣阳郭家庙墓地发掘了一批西周晚期、春秋早期的曾国墓葬，发现了较多曾国音乐考古的遗物；2016至2017年，京山苏家垄墓地发掘了一批春秋早中期的曾国墓葬，其中曾伯漆墓出土“金道锡行”等铭文确认了曾国铜料来源问题，并且在墓地南侧发现了春秋时期冶铜遗址；从2009年开始发掘的随州义地岗墓群，2012年发掘的文峰塔墓地、2017年发掘的汉东东路墓地，以及2018年度发掘的枣树林墓地，确认了6位曾侯，即曾侯求、曾侯宝、曾侯得、曾侯戊、曾侯與、曾侯丙。 通过数年的考古发掘，确认了曾国13位带有私名的曾侯，极大完善了曾国历史的进程，填补了两周史上关于曾国记载缺失的空白。（李韵） 来源：光明日报图片为曾侯夫人芈加墓中出土的部分青铜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责任编辑：管理员）。传小米解散VR头显开发团队 因销售“令人失望”据新浪科技8月6日报道，Facebook此前宣布，与小米合作开发价格200美元的虚拟现实头显OculusGo（小米版本称作MiVR）。但据美国科技媒体VentureBeat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小米已经解散了这款产品的开发团队。
在成年白血病中，“慢粒”约占15%～20%。但是症状并不明显，常表现为疲劳、浑身无力、不明原因发热等。
半年报发布后的两个交易日盐津铺子股价累计跌幅约5%。
针对农村人情份子偏高的问题，旬阳县各村在村规民约中做出了具体规定，如有人违反规定，将启动道德评议手段，对当事人进行批评。
史厚忠对这句话深信不疑，因为他懂得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减灾救灾，项项工作确实很辛苦，也很劳累，但干应急这一行，平凡又壮美。
到十九世纪中叶，急于向外扩张的英国，以鸦片和炮舰打开了清王朝这个封建专制帝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被突如其来的外来因素打断了。 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刺激这种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起到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一方面，则促进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 这种情形，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些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的资本主义生长起来并得到初步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促进了封建社会的解体，但与此同时，封建剥削制度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明显优势。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使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变成一个半封建的社会。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 另一个方面的变化，是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外国侵略者的目的不是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发展，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丰厚的利润。为了这个目的，外国列强对中国采用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尽管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仍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在实际上已被纳入不平等条约体系，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清朝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上述重大变化，使中国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成为民族灾难和人民痛苦的根源。 这样，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因此，如何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的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解决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严酷的现实，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也好，号召“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也好，一次次地都失败了。 中国人是带着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二十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前景。中国人民在进行各种未能成功的反抗之后，又起来革命了。 二十世纪中国最初的革命领导者，是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中国社会内部新的社会力量一一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初步成长起来，从而引起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是，由于这时无产阶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它所参加的某些斗争，还处在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 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初步发展并登上政治舞台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有了新的气象。1905年，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发起成立同盟会，提出了实质上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并努力用革命手段来实现这个纲领。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辛亥革命开创了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社会进步的闸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并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特别是为后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取得的成功是巨大的。它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二十世纪初期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究其根本原因，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很大的软弱性。它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同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并害怕发动他们。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力量更没有勇气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一个也没有解决，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给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深刻的启发，使他们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来源：中联部网站。两代艺术家 一生敦煌情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天顶装饰（设计）常沙娜《光明日报》（2019年07月28日09版）【艺海撷英】1946年，常书鸿为了推广敦煌筹集经费，带着年仅15岁的女儿常沙娜在兰州“物产馆大楼”举办父女联展。73年往事，一位成为了“敦煌守护神”，一位成为“敦煌图案解密人”！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的“花开敦煌——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作品展”，是这对父女的作品跨越73载后的再次重逢。父女二人的油画、速写、壁画临摹、花卉创作、装饰图案设计、服饰设计等共200余件作品，贯穿了两代人在不同时期的艺术经历，将“花开敦煌”展览的核心精神——“守护与传承”娓娓道来，引发当代人思考面对自身文化应该承接的使命，也从另一视角诠释出“丝绸之路”的文化、艺术与历史意义。还记得1992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率团来到台湾参加敦煌学术讨论会，这是台湾敦煌学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敦煌展首次与台湾观众见面。展览的盛况让我对敦煌有了第一次的怦然心动！敦煌的莫高窟壁画既是宗教艺术，又有着人世间的爱与无常。难以想象1000多年前，中国有着这么鲜艳生动的壁画创作。大量的供养人画生动传神，青绿山水体现出春意盎然的情调，山水中的人物着红色调衣服，耀眼夺目，整体画面却色调统一，绚丽多彩，过去了千年的敦煌就这么活在眼前。敦煌与常书鸿、常沙娜父女两代人有着血脉不解的深情。常书鸿1927年赴法国留学，是早期中国留法艺术家中油画的佼佼者，然而与一本《敦煌石窟图录》在巴黎塞纳河畔的偶遇，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也影响了女儿常沙娜一生命运的抉择。
七比一，国耻。
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乾隆皇帝传旨如意馆：按康熙朝绘制的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的样子，为圆明园各“殿宇处所”画分景画样。起初这套图仅绘了33景，乾隆六年又增加了方壶胜境、蓬岛瑶台和慈云普护3图，乾隆九年又增入鸿慈永祜、汇芳书院、洞天深处和月地云居4图，从而最终成为《四十景图》。
但它与儒家立足内在仁性生发、由孝悌入手而走向“泛爱众”的道路有明显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