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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参加世界华人颁奖活动，忙到凌晨两点才休息，累不累呢？”“还好，还好，”她揉了揉眼角，“今年下半年还要来一次呢。”“我跟您认识有12年了。”“是吗？”她瞪大眼睛，惊呼一声：“这么快！”又朗朗地笑了起来。以一个中国人为傲忘不了是故乡人。陈香梅出生在北京，幼年长住外祖父廖凤书家中。廖凤书既是学者，又是外交家，曾任驻古巴公使，与国民党元老廖仲恺是亲兄弟。小时候，陈香梅跟随外祖父在书房读书，吟诵唐诗宋词、元曲戏剧。外祖父预言：香梅生于诗人节（端午节），注定有诗人般的天赋与颖资。“抗战时期，我是流亡学生。”卢沟桥事变后，母亲廖香词带着6个女儿避难香港。慈母病逝，陈香梅年仅15岁，稚嫩肩头挑起生活重担。香港沦陷，又随岭南大学辗转迁移大后方，长途跋涉3000里，饱尝战火离乱之苦。国难当头，陈香梅违抗父命，拒迁美国，在昆明当了一名战地记者，邂逅援华抗战的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与他相恋、结婚，不过短短10个寒暑。台北是婚后小窝，将军谢世后，何处是她的家？故乡万里迢迢，一个少妇独身闯华府，膝下两个幼女，既无钱又无势，只拥有受人尊崇的陈纳德这个姓氏。“虽然我以作为陈纳德将军夫人为荣，但我更因能靠自己的努力，创造自己的天空为傲。”陈香梅立意要在美国打出天下，她更是借助一支笔，把往日温馨回忆倾诉笔端，书写与陈纳德婚恋长篇《一千个春天》，荣登美国十大畅销书榜。“您一生爱好写作，人生理想是当作家。什么原因使您走上从政道路？”我问。“到了华盛顿，各方面的环境使得我能够从政。我自己对政治也很有兴趣，所以，顺其自然就参加了。”陈香梅诙谐地说，“我讲个笑话么，我在乔治亚城大学编中英文字典，是一个小部门主管，本该由校方给我用的车位，却给了我的白人助理。当时，民主党跟共和党都争取我，我说，哪个党把我该有的停车位解决了，我就参加谁的党。”陈香梅加入了共和党。她研读美国历史，学习英文演讲，为的是进一步打入美国社会，参与政治。她更了解，必须有所本、有所根，才能在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群中站立起来；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才能在平等状态下参与。她说，我自幼受中国文化熏陶，读了不少古书，这些搬到异国并非无用。外子去世后，我只身在异国，就是靠着中国传统的待人处事准则，在异乡结交不少朋友。中华民族刻苦耐劳的天性，是我不退缩、不气馁的支撑力。里根总统特使访华“30多年来，从肯尼迪到克林顿，先后8位总统对您都有任命。后来，您作为里根总统特使访问中国……”话音未落，陈香梅打趣道：“对，你还记得！”一阵欢笑。“这在您的政治生涯中，应该是最重要的任务。”我下了结论。“对，是这样子的。”陈香梅点头认同。她虽不是内阁成员，却是美国政坛最有影响的华裔第一女性。她一直是美国共和党内主任委员，也是财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之一，并任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1980年阳历除夕夜，雪花飘飞，陈香梅回到阔别31年的家乡！“中美关系当时处于什么情况？”我问。“相当紧张的时候，”陈香梅表情严肃，“也是一个敏感时刻。敏感时刻能有这个使命，我自己觉得非常骄傲。”1980年11月，里根在大选中获胜。他是共和党保守派，十分亲台，在竞选中发表了许多有损美中关系的言论。台湾舆论谣传，如果里根当选，他将支持重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一日，陈香梅收到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转来廖承志亲笔函，用的是私人信笺，称香梅贤甥。信中说，他代表邓小平欢迎她回中国访问，希望早日成行，再首良叙，辞意非常亲切。里根待任时，陈香梅一行秘密访华。她向邓小平呈交一封里根亲笔信，大致内容是：尊敬的邓小平先生，我很高兴让陈香梅代表我去中国，我向您保证，我当选总统后对华政策保持不变。“邓小平看信后是什么态度？”我追问。“蛮高兴的，”陈香梅回答，“因为里根总统说，美中关系他一定要继续努力。”1981年1月4日，邓小平接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与陈香梅。他表示：“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做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邓小平坦率批评了有些美国人的错误观点，强调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中国最关注的是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欢迎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安排陈香梅坐第一贵宾席，让参议员史蒂文斯坐在次席。他风趣地说：美国有100个参议员，只有一个陈香梅！美国各大报纸以第一版刊登邓小平与陈香梅握手的照片。“为什么里根选您做特使？”我进一步问。“因为他了解我在美国各方面的工作，为共和党竞选做了很多事情。他跟我的交情也非常深。他当州长的时候，我们就认识。所以，他特别把这个使命交给我。”“里根是否了解您跟海峡两岸的一些特殊关系？”“是这样子的。”陈香梅肯定回答。《逗爱熊仁镇》9月6日上映 朱亚文挑战新式爱情喜剧原标题：《逗爱熊仁镇》朱亚文颠覆形象挑战新式爱情喜剧由查慕春执导，朱亚文、张榕容领衔主演的电影《逗爱熊仁镇》正式宣布定档9月6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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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对于中朝关系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从来没有岁月静好，只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