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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每位小说家都有属于个人写作的“根据地”，而这一“根据地”正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认为的，既可能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也可能是精神学意义上的，小说家唯有扎根于自己的“根据地”，才能让自身所拥有的经验和材料有足以发挥或成长的空间与可能。对当代国人来说，敦煌早已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现实存在，更是一种精神和文化意义上的特定符号和独特空间，甘肃作家叶舟以小说笔法为敦煌立传的鸿篇巨制《敦煌本纪》（上下卷）就足以体现这一点，其讲述的便是20世纪上半叶发生在甘肃敦煌大地上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换言之，地域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与生俱来的。对创作本身而言，对脚下甘肃大地的熟稔与彻悟不仅是作家叶舟生活的起点，也是其独特性的落脚点，当然更是其文学构思与创作的“源头活水”。当然，若从作家代际这一层面出发，此次10部提名作品当中，老中青作家作品兼而有之。一方面，有老一辈作家作品位列其中，如军旅作家徐怀中、知青作家梁晓声，一位“20后”、一位“40后”，他们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可称得上是当代文坛的“常青树”；另一方面，又有近年来活跃于文坛的徐则臣、葛亮等青年作家的作品上榜，有力地呈现出新时代青年创作群体的蓬勃朝气和青春力量。相比上一届茅盾文学奖10部提名作品中仅有1部出自“70后”作家，这一届的“双响炮”不仅体现出茅盾文学奖重视和关注当下青年创作群体的文学成长、时代情怀以及他们未来创作的走向，更说明了青年作家经过多年的历练业已在文坛崭露头角，且表现不俗。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曾停下，文学事业发展更要后继有人。当今社会的文学生成越发离不开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们以其独特的时代触角和对社会生活的感知力让当代文学越发生机勃勃。青年作家同样是最能感应时代脉搏的文学创作群体，他们在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的同时，深受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多重影响，青年作家的先锋性、表现力以及突破力的“更新换代”体现在他们对文学语言的努力开拓和不懈思考，体现在探索当下文学的多种可能和打破固有创作范式之上。不可否认，青年创作群体已然成为中国文学未来可期的中坚力量。更进一步地说，青年作家这一创作群体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地被社会认可和万千读者接纳，关键在于他们所表达的文学主题同样具有深刻而独特的现实意义，不论徐则臣的《北上》还是葛亮的《北鸢》均以年轻的眼光聚焦于时空的高处，透过历史的迷雾去体味或探寻人的种种境遇和某种社会性存在，旨在激起时代与万千读者的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当然，青年作家们并非一味地去追求为了个性而个性的“另类创作”，而是在纷繁复杂的当下社会中敏锐地捕捉到主流价值观的表达需要，而这对于青年作家这一创作群体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时代精神与使命担当，而这也是青年创作群体越发具有创作优势和不竭动力的根由所在。（作者：张凡，系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副教授）。银保监会专项整治4S店等车商类兼业代理机构捆绑销售问题 8月9日，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接近监管层人士获悉，为切实解决消费者关切热点，有效解决汽车4S店等车商类兼业代理机构的捆绑销售问题。近期，银保监会保险中介监管部下发《4S店兼业代理机构捆绑销售保险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本次整治对象是辖内持有《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的4S店，以维护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为目标，以法律法规为准绳，全面整治辖内持证4S店存在的捆绑销售车险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突出问题。 整治工作共分三个阶段，首先，自查整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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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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