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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由中国消费者协会等成立的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下称App专项治理工作组)发布通知称，有40款App在个人信息收集使用方面存在问题，且未公开有效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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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脂肪堆积在腹部的肥胖和我们目前久坐少动、饮食高油高盐等不良生活习惯有关，是最易发生的肥胖，同时也被认为是对健康危害更大的肥胖类型。
研究三处（战略合作处）处长、第四党支部书记毛燕武做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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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来，“小鸟天堂”依旧是鸟的天堂，晨昏之际，鸟鸣处处，林木静立，水声悠悠，美不胜收。 路从水上来 刘奕辰 在湖北兴山县隐藏着一条绝美的水上公路——为避免开山毁林，保护生态环境，整条公路都建在峡谷溪流中，宛如一条玉带，又恰似一条游龙，盘桓蜿蜒在香溪河上。车从路上开过，两岸青山绵绵，路下一江碧水。 这条全长十余公里、自兴山县城古夫镇到昭君镇的公路，还有一个很有中国风味道的名字：古昭公路，它也是中国第一条水上生态环保公路。古昭公路最大的特点是有将近一半的路程完全建立在两山之间的峡谷溪流上。修建时，为防止对当地山林造成负面影响，决定完全在水上建造公路。 十万候鸟与“九号线地铁” 刘琼 深圳的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是位于市区的自然保护区，每年都有白琴鹭、黑嘴鸥、小青脚鹬等189种、10万余只侯鸟飞到此过冬。深圳地铁9号线侨城东车辆段工程就建在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的对面。 为了保护10万只候鸟的家，负责深圳地铁9号线侨城东车辆段建设的中建一局华南公司，在建造中应用39项绿色施工技术，创造了4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实现了“绝泥水、抑扬尘、压噪音、降能耗”的绿色建造目标，最大限度减少了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为节约用水，项目设置场内雨水废水循环利用系统，4年节水万立方米，相当于半个深圳荔枝湖的水量；为防止扬尘，项目用安全网与无纺布覆盖了13万平方米的裸土，用自动喷雾降尘系统与洗车机；为减少噪音，不惊吓红树林中的候鸟，项目部实时监测噪音，采用非撞击式施工方法，禁止产生强噪音；为降低光污染，采用遮光挡板、调整灯光方向、使用专用遮光布等方法，限制光线溢出施工现场，有效保护了红树林的生态环境。 如今，深圳地铁9号线侨城东车辆段已全面建成，面积达13万平方米的车辆段检修库的上盖铺满了绿植，成为一道城市新景观，也为10万只候鸟过冬增添了一个好去处。(责编：袁勃)。香港有暴徒在多处投掷汽油弹 一名警察被严重烧伤 图为受伤的警察（8月11日摄）。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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