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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赵永新） 来源：人民日报。移动通信技术领先的美国,为什么会“误入歧途”？责编：邹松霖编审：张伟（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9年第12期）最近有一篇《是谁谋杀了华为的竞争对手北电》，网上流传甚广，据说作者是一个叫作戴老板的写作高手。文章有点长，虽然不是专业性的论文，但是也涉及到一些技术问题，要想认真看完、看懂也不容易。应该说这篇文章对移动通信的发展历史讲得是比较清楚、客观的。他里面讲到的北电就是加拿大过去著名的通讯公司北方电讯。北电和美国的朗讯都是继承了电话发明人贝尔的衣钵，属于血统纯正，朗讯的贝尔实验室在科技界享有盛名。另一篇叫作《华为、北电和切尔诺贝利》的文章，作者自称是曾经在几家电信公司，包括北方电讯工作过的科研人员，他对前述戴老板的文章基本是肯定的，但是也略微表示了一些异议。我也曾经到北方电讯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附近的一个研发中心参观过。这个研发中心风景优美，为研发人员建设的别墅群掩隐在森林之中。当时我看了一言未发，而内心波涛汹涌。我想我们国家什么时候才能为科研人员提供如此好的研发环境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啊？但是时间不到20年，世事居然沧桑巨变，北方电讯破产了，被肢解了，美国的朗讯也改换门庭了。过去名不见经传的华为倒成了美国举国要打击的高科技公司。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西方大公司买专利技术和标准时，华为在网罗人才北方电讯破产后，它过去的竞争对手都来抢食它的躯体，西方的一些著名大通信公司买走了它的专利技术和标准。这时华为也去了，但是华为的重点是网罗正失去工作的原北方电讯的科研技术人员，招聘成为华为的员工，甚至是一个完整的团队都挖过来。这为华为打开过去久攻未下的欧洲和其他地区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北方电讯的员工后来成了华为4G和5G研发的骨干。这使我想起了不久前我写的一篇文章《中国的芯片产业为什么不尽人意？》。文章中我讲到了4个关键要素：人才、资金、体制和产业链。我特意还解释了一下，尽管体制和其他3个要素相互之间都有紧密的关系，但是为什么我没有把有些文章中讲得最多的体制放在第一位？这是目前中国经济界最时髦的说法。大家看，无论是加拿大的北方电讯，美国的朗讯、摩托罗拉，还是法国的阿尔卡特，他们的体制都是一样的，都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市场经济，可为什么这些巨头最后都垮掉了呢？所以我把人才放在4个要素的第一位。我的这一看法当然在网上的评论中也受到了一些非议，这是我事先早有预料的。这两天看到前述的两篇文章，有感而发，再把我在关于芯片那篇文章中的观点炒一次冷饭。在技术标准的选择上走了岔路，后来又想搞单边主义，美国最终误入歧途《是谁谋杀了华为的竞争对手北电》一文中讲到了一个细节：除了错失WCDMA之外，北电CEO扎菲罗夫斯基还押错了WiMAX技术标准。这门技术表面上是Intel、IBM和摩托罗拉等一众美国公司推动，实则背后推手是美国政府，后者用政治手段在3G标准提交截止9年之后，将WiMAX强行纳入成第四个3G国际电信标准。加拿大的北电紧跟美国，并不令人意外。后来的结局令人意外：WiMAX路线被欧洲等合谋做掉，北电大量投资打了水漂，无法转化成收入，2008年金融危机又让财务问题进一步放大。我在之前写的《从小学生到勇立世界潮流》这篇讲述中国移动通信发展历程的文章中，也讲述了基本相同的内容。我在第六节写道：欧洲在他们原有的技术基础上发展了基于FDD（频分多址）技术的4G标准。而中国的TD-LTE标准是基于TDD(时分多址）技术，但是TDD技术在信号上行和下行可以不对称，而FDD则上下行对称。TDD的不对称信号传输在4G阶段要传输视频等时却显示出优势，适合用于互联网。
全国人大代表班宇侠建议加大公益诉讼宣传力度，树立百姓“公共意识”，拓展公益诉讼范围，做好公益诉讼“大文章”；高淑芹提议加强案例宣传、社区宣传，提高全社会的公益意识；张冬梅代表建议加强环境保护的社会综合治理，树立行业标准，加强典型案例的宣传，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加强环境污染源头治理的奖惩机制等。
“中法历史文化暑期班”项目受到中法双方欢迎，被外国教授们称为“秋季大学”。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单位和在依法设立的招标代理机构中专门从事招标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
综合当时情况，华野首长提出三个作战方案：第一，以少数兵力攻打济南，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通过运动战大量歼灭敌增援兵团。第二，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以部分兵力阻击北援之敌。第三，攻济与打援同时进行，视战场情况发展再有重点地区分兵力。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对华野作战方案反复研究、综合衡量的基础上，确定了“攻济打援，分工协作”的战役指导方针，并着重强调战役的主要目的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部分援敌，但是在战役部署上如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势必因援敌过多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导致攻济不能成功。华野根据这一方针，最终确立了“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分援敌”的战役决心，以总兵力的44%，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总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阻援打援兵团。实践证明，正是此战役方针和部署使配置在徐州地区的3个兵团始终不敢北上援济，从而确保了我攻济的胜利。 立足险难、充分准备。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给华野回电中指出：“攻济打援战役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一是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二是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三是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你们应首先争取第一种，其次争取第二种，又其次应有办法对付第三种。在第三种情况出现时，你们不但在兵力上，而且在弹药和粮秣上均有办法战胜敌人。”华野根据上述指示，充分细致进行了战役准备。首先是周密制定作战计划，以山东兵团全部加外线兵团一部组成攻城部队，先期攻占济南机场阻敌空援，分割其外围守敌而歼灭之，而后迅速突入纵深攻占其内城及商埠，以便缩短攻城作战时间；打援阻援部队全部置于援敌正面，采取夹运河而设阵的部署，计划阻敌20天以上而后适机歼灭部分援敌。其次是充分发动人民群众，此役共动员了50余万支前民工，一万余副担架，组成了12所野战医院，大批粮食、弹药和军需物资都按计划运到战区，有力保障了战役的顺利进行。鲁中南、鲁西南地区的民兵、地方武装，一方面协助部队阻击援敌，一方面收集情报、排查阻击逃窜之敌，配合主力部队行动。同时，为策应华野的攻济作战，中野以一个纵队直接支援华野阻援打援，另以部分兵力向徐州周边要点发起攻击，以此牵制徐州之敌不敢北援。 东西对进、活用战法。灵活运用战法是济南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华野及山东兵团首长决定采取“四面合围、东西对进、多路突破”的战法，区分东西两个攻城集团，从两面进行钳形攻击。攻城西兵团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统一指挥。攻城东兵团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统一指挥。按照作战预案，宋时轮指挥的西线集团为主攻，主攻方向是济南机场，目的是尽快切断济南之敌与徐州的联系，断绝敌唯一赖以空援的通道。聂凤智指挥的东线集团，按照部署担负助攻任务，目的是以猛烈的攻击从东线突破，牵制敌城内预备队，配合攻城西兵团对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东西对进、多路突破的攻城战法，使敌难以判明我主攻方向，城内预备队也因此疲于东西两面驰援，使守敌陷于顾此失彼的境地。在夺占商埠、外城、内城3道防御阵地的战斗中，攻城部队还灵活采取穿插迂回、分割包围、连续突击、胶着歼敌等战术方法，直捣敌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等重要目标，打乱敌防御部署，使其自乱阵脚、慌乱溃败。尤其是在攻克坚固城墙工事时，综合运用炮火直瞄、人工爆破、近迫作业、兵力突击相互协同、集中突破的战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动员激励、攻心瓦解。济南战役之所以取得伟大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战役中实施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华野前委9月1日发出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并提出“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打下济南城、解放全山东”等口号，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参战军民的战斗热情和必胜信心，对夺取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攻城作战中，部队边打边动员，边打边鼓动，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饱满的战斗热情。战至23日，九纵73团受命于内城东南角进行攻击，但遭敌残部拼命抵抗，战况异常激烈，虽4次攻击受挫，但仍百折不挠，奋勇突击，打退数倍之敌的拼死反扑，最终登上城头巩固扩大突破口，为后续部队向纵深发展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被授予“济南第一团”的光荣称号。此次战役，我军在加强自身动员教育、宣传鼓动的基础上，还特别重视对敌的政治瓦解工作。战役展开前，华东局、华野领导就决定策动国民党第96军军长兼整编第84师师长吴化文部起义，在其顾虑重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心敦促，迫使其率所属的3个旅两万余人向我投诚起义，将济南飞机场及周边防区移交攻城西线兵团，从而减少了我军的战斗伤亡，缩短了解放济南的时间，加快了战役的整体进程。 (责编：曹淼、万鹏)。高价收购网络关键词是骗局 30多人被骗155万元 “网络关键词”是继IP地址之后的第三代互联网资源名称，网络用户可以通过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中文关键词来直接访问目标网站。然而，当你接到电话称“有人愿意花50万收购你的关键词”时，危险可能正尾随而至。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检察院对一起网络关键词诈骗案中的苗某、刘某、朱某、陈某等16人以涉嫌诈骗罪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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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处心积虑妄图破坏延安苏区的党和群众组织,暗杀党政领袖。
具体地说，就是人们根据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制定处理相关事务的规则和标准，然后找到一组数学公式来模拟这个过程，也就是形成算法，再把算法开发成为软件，就可以用大数据来训练这个软件学会识别不同状态和情况，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就可以上线运营，代替人类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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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盘中，10年期国债收益率时隔近三年再次跌破这一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