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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此次降息是“一次预防行动，旨在缓解全球经济放缓和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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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豪在被救出时躺在担架上，头上有很多血，他显然遭到了野蛮殴打。在此我代表环球时报感谢香港警队对环球网记者所做的营救。与此同时，我们强烈谴责这种针对记者实施非法拘押和严重暴力的行径。我还要代表报社向付国豪表达诚挚的敬意。在视频中，我们看到他没有向暴徒屈服。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某作为母亲多次使用菜刀割伤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小龙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小龙的双腿,还经常让小龙挨饿。当地镇政府、村委会干部及派出所民警多次对林某进行批评教育无果。2014年1月,共青团莆田市委、莆田市妇联等部门联合对林某进行劝解教育,林某书面保证不再殴打小龙,但事后依然再犯。同年5月29日凌晨,林某再次用菜刀割伤小龙的后背、双臂。申请人梧店村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某长期对小龙的虐待行为已严重影响小龙的身心健康为由,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某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村民委员会作为小龙的监护人,获得法院准许。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长期关注撤销监护人资格问题。佟丽华告诉记者,关于撤销监护人资格,在民法总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都有相关原则性规定,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有时很难得到落实,导致有些严重侵害孩子权益的父母没有受到有效惩罚。 “在这种情况下,林某虐待子女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让我们看到,法院充分发挥少年司法能动性,本着保护孩子权益的原则作出相应判决。”佟丽华说。 这个判决影响深远。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监护权撤销案件的相关问题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林某被撤销监护人资格案是在意见出台之前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判决,开创我国撤销监护权之先例,为意见中有关有权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主体及撤销后的安置问题等规定的出台贡献了实践经验。 记者注意到,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用3个条文对撤销监护权的程序作出规定,而正在讨论大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将细化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措施,重点对临时监护制度进行设计。 根据民法总则第36条的规定,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指定监护人。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何挺认为,监护权的确定与监护权的撤销同样重要,撤销之后必须确定一名监护人,不然将对被害人造成更大伤害。 有僵尸条款之称的撤销监护权民法制度近年来被激活,但发挥作用的方式仍显单一 12岁女孩小芳的母亲在外务工,小芳留守家中由亲生父亲杨某独自监护,杨某竟借机性侵小芳长达数月。2018年12月11日,经四川省叙永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杨某因犯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犯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案发后,叙永县检察院向当地妇联发出检察建议,启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程序。2019年4月1日,法院判决撤销杨某的监护人资格。 “悲剧源于监护人的人性丧失,被害人所承受的伤害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办案检察官、叙永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古智敏为小芳的遭遇感到痛心。尽管已将小芳的生父杨某绳之以法,古智敏依然觉得检察机关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应尽一切可能防止杨某利用监护权再次伤害被害人。 “监护人被判刑不代表监护权当然丧失,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撤销监护权成为必然的选择。”古智敏认为,监护权被撤销不意味着抚养义务消灭,检察机关将督促小芳的生父杨某履行经济上的抚养义务。 关于撤销监护权诉讼的提起主体,两高两部监护意见第27条规定了4类,即未成年人其他的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朋好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民政部门及社会上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学校等团体和单位,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由前款负责临时照料未成年人的单位和个人提出,也可以由其他单位和个人提出。 “撤销监护权的民法制度以前被叫作僵尸条款,这个条款近年被激活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忆南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在司法过程中,监护制度的使用仅仅停留在监护权撤销这种极端型案件中,非常单一,希望监护制度未来能够进一步完善。 “我们正在呼吁完善民法总则的监护制度,把总则里的监护制度细化在婚姻家庭篇,以便将来对司法起到更加细致的指导作用。”马忆南说。 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因监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未成年人陷入困境,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优先确保儿童人身安全。对上述困境儿童实行强制报告和举报机制,由公安机关、儿童福利机构、社区、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等共同应急处置,并根据监护人的相关情况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确实不宜由原监护人继续监护的,按照法律相关规定开展监护干预机制。 记者了解到,北京一中院正加强建立对监护失格困境儿童的保护措施,积极构建以家庭监护为基础、社会监护为补充、国家监护为兜底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切实保障儿童生存、发展、安全权益。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厅长史卫忠指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发展、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其中之一是缺少统一的转介机构,导致资源分散。 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处长杨剑此前在司法案例大讲堂上讲道:“儿童权益保护涉及两大问题,一个是生活兜底,一个是监护兜底,民政部门提供生活兜底责无旁贷,监护兜底上也没有任何意见。凡是出现监护不到位、监护没落实问题,都要追责。”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一中院正在尝试推行强制报告义务,建立未成年人从业禁止人员库,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救助等特殊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时,应当及时向未成年人保护部门或公安机关报案并备案记录,逐步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社会警示系统。 此外,北京一中院建议从顶层设计优化未成年人保护环境,探索创设国家监护职能的儿童权益代理人制度、强制亲职教育程序,立法建立互联网信息分级制度,全面规制涉未成年人不良网络信息。 “从法律层面上讲,强制亲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明白,如果其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北京一中院相关负责人说。（记者张晨）。台湾民众集会：日本政府应向“慰安妇”道歉 日本“慰安妇之真相国民运动组织”代表藤井实彦去年脚踹“慰安妇”铜像引关注。（“东森云”）新华社台北8月14日电（记者何自力、石龙洪）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上午，近百台湾民众聚集位于台北庆城街的“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前，以活报剧、宣读抗议、递交抗议书等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向“慰安妇”道歉。
”周恩来低声下命令。
记者了解到，在智慧学习工场创新实验过程中，中心就同步启动了智慧学习工场2020系列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在总结创新实验案例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国内外最新理论，对关键问题进行专题调研。
一大批小微企业趁势而上，借助政府的科技经纪人深入推进产学研，开发新品，强化管理，提升质量，抢占市场，在科技创新中获得了“双创”红利。扬州市梳理出10条产业基础好、规模较大、上下游技术相对完整的创新型产业链，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每年在关键领域实施100项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重大成果转化项目，使得全市高新技术企业2018年突破1000家，较2015年净增364家，其中小微企业345家，小微企业对高新技术企业增长贡献份额达95%。继扬杰电子、罗斯韦尔、牛牌纺机等“双创”明星企业之后，相继又涌现出泽景汽车电子、康正生物科技、哈工智能等一批“双创”后起之秀，助推了新兴科创名城的建设。市民努力争当创业致富的能手。“双创”氛围的营造，使“慢生活”的宁静古城变得活力四射，一座座科创综合体拔地而起，一条条创业街陆续开张，一个个创业典型相继亮相，市民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变化，过去“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现在是“早上去就业，晚上想创业”。扬州围绕老字号传承和创新，采用“小地块、渐进式、微更新、强文化、可持续”的改造新模式，重点打造东关街——国庆路老字号集聚区，吸引入驻老字号店铺61户，年总营业额约20亿元，成功探索出一条“文化展示、文化传承及文化旅游带动创业创新”的产业发展模式。3年来，扬州通过各种渠道，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优势，2万多人成功创业，“三把刀”传统服务业在继续发挥创业作用的同时，电子商务、文化创意、咨询服务、财税服务等新兴服务业也成为创业创新的主战场。（作者为扬州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改善营商环境靠开会？ 有企业打算专门聘高管“陪会” 导读 当前，各地正积极改善营商环境，帮助民营企业发展。
试点地区可结合所选择的电力市场模式，同步或分步建立日前市场、日内市场、实时市场/实时平衡市场。
(责编：林露、吕骞)。贵州茅台“靴子落地”重上千元 沪股通连续四天净流入8月12日，贵州茅台股价再度站上1000元大关，而且若继续上涨%便能再创历史新高。这主要得益于茅台集团营销公司方案落地的利好，在利空转利好后，下半年也被认为是贵州茅台直营计划加速落地之时，公司三季度业绩也被普遍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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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监测情况已上报公安部通报属地公安机关开展清理整治。 下一步，全省公安机关将继续深入开展“净网2019”专项和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行动，加大对超范围收集用户信息APP的监测力度和通报整改，强化对窃取公民个人信息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震慑违法犯罪活动，为广大网民营造清朗网络环境。
2018年12月，调任荆州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工人疗休养院如何在坚持公益性服务性的前提下“活下去”，而且能“活得精彩”，这是摆在不少地方工会及工人疗休养院面前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