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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改革就是要将部分收入纳入综合，同时建立基本扣除加专项扣除的机制，适当增加专项扣除，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央行上海总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本外币个人住房贷款新增亿元，同比少增亿元；深圳上半年住户部门中长期贷款增量占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量的比例为%，较去年%的比例降幅明显。
端牢中国饭碗，靠的是什么？其中有着怎样的核心密码？从稳产量到提产能：综合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从专业视角看，衡量一国的粮食安全有四大指标，一看粮食总量，二看人均水平，三看自给率，四看储备率。
柠檬好车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本地二手车国五以下车辆流出明显，北京外迁比例高达50%以上，而其他地区流通的国五二手车也有部分是流入的，尤其是中高端车。
一般来说，美国中小学的规模本来就不是很大，但特许学校相对于其他公立学校而言，规模更小。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副主席徐沛东做客人民网，畅聊座谈会后音乐界的新气象，并解读了他的新老代表作。文艺创作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也是徐沛东一贯的创作道路。徐沛东笑称，他的作品有很强的泥土性，他自己也非常反对不接地气的创作观。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做客人民网，畅聊座谈会后的感悟与践行，分享“精神故乡”与人生信仰，并呼吁大家尊重民族文化，不要“恶搞”经典。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冯双白做客人民网，畅聊座谈会后的感悟，以及新作《永恒的刀郎》的创作经历，他表示，“文艺创作要深入生活，常怀敬畏之心。”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陈爱莲做客人民网，畅谈了在过去的一年里身边发生的诸多变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舞蹈家，陈爱莲感谢党和国家多年的培养和爱护，在舞台上跳了60多年，从下基层，下农村到走上世界的舞台，她深深地感受到自己精神的归宿就是舞蹈。广州军区战士杂技团演员吴正丹做客人民网，回忆起去年参加文艺座谈会的经历，吴正丹自称因为自己太年轻。在她看来，艺术无止境，即使成名，艺术造诣上还要接受更大的挑战，文化理论修养上也有必要再回校园加强。国家京剧院三团团长张建国在人民网访谈时提到在送文化下乡的过程中，感受到人民群众对精神家园的渴求。目前，国家京剧院在倾力打造历史剧《伏生》，张建国认为，这是一部讲好中国故事的正能量作品，更是国家京剧院以“精品意识”去勇攀高峰的一部诚意之作。“作为文艺工作者就必须要拒绝浮躁，踏踏实实搞创作，要想真正做出高峰作品，就要找准自己的方向和定位，多读书，读好书，多积累，常反思。”京剧表演艺术家叶少兰在接受专访时直言“京剧的创新和发展，我们要先去好好地继承，好好地发扬，然后再搞创新，立足人民是去搞创新。”著名剧作家、词作家阎肃做客人民文化，畅谈座谈会后的感悟。他认为，军旅文艺工作者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任务，创作出更多与时代同步的“接地气”的作品。中国罕见病研究报告（2018）公开发行新闻发布会暨罕见病论坛丁洁指出，大约80%的罕见病是由遗传因素导致的，50%的罕见病在儿童期发病，有30%的罕见病患者5岁前就病故了。
据香港《亚洲周刊》8月11日（提前出版）一期文章，动画片《哪吒之魔童降世》颠覆哪吒英雄形象，强调我命由我不由天，票房打破纪录，全国掀狂潮。
她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会唱20多种独龙调子。
去年下半年以来，党中央把稳就业列为“六稳”之首，各项稳就业、促就业政策纷纷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