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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部门从9月11日起便开始向三防指挥部汇报台风动态，14日起开始发布台风及暴雨预警信号12次，发送公众预警短信17万人次；三防部门启动联合值守制度，市委副书记、市长、三防指挥长每日就台风动态进行会商研判；人武部、武警、消防等救援部门启动24小时轮值制度，各个村、镇救援力量提前到位，确保在10分钟之内完成人员和物资集结，开展救援行动……枕戈待旦——“台风来的时候，睡觉成了奢侈品”时至午夜，室外暴雨瓢泼，室内仍旧灯火通明，屏幕上显示着气象部门传来的实时数据——这是台风“山竹”过境之际，记者在阳春市台风应急指挥中心内看到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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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孩子，还有一些选择。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缺乏影院的西部偏远地区来说，很多孩子可能整个童年，都没有走进过影院，看过的电影也很少。这导致一些地区的孩子影视素养长期在低位徘徊。　　2018年12月，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影视教育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3到5年内全国中小学影视教育基本普及，各地区要以不同形式让影视教育进入中小学课堂，使看电影成为学生的必修内容。推进下一代影视媒介素养教育迎来空前的机遇。　　我们已经进入媒介社会和信息时代。如今对下一代的培养，已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综合素质的培养，其中媒介素养占据重要地位，它要求学生要具备对媒介的使用能力、批判取舍能力、信息传播能力、互动能力和创造力。　　在国外，很多国家已将媒介素养教育列入正规教育，其中影视媒介素养教育最为普遍。20世纪60年代，日本部分学校开始进行影视媒介教育，学生通过看电影、评析电影的方式，了解大众媒介的传播特征。1976年，法国官方建议中学要用总课时量的百分之十来完成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在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开设，教师通过影视、动画、视觉艺术等手段培养学生的媒介思辨能力。20世纪90年代，英国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媒介教育，成为最早全面实施媒介教育的国家。　　我国部分地区的中小学已经意识到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开始尝试影视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上海市是较早普及中小学影视教育的地区。目前，上海大多数中小学都配备了兼职影视教师，各学校积极开设电影类课程、组织校内外影视活动。在北京，2009年前进小学利用毗邻北京电影学院、北京电影制片厂、电影频道的地理优势，开始进行影视教育探索，通过十年的不断实践，如今已形成一套适应不同年级学生心理成长需求的电影课程教学计划。但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开展影视教育的中小学多集中于一线城市、省会城市，全面推广影视教育仍存在着很多困难。　　如何让没有条件开设影视课程的地区的孩子也享受影视教育？针对中小学影视教育存在的区域性差异，在偏远地区影视教育师资培养方面，笔者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自2004年起连续十五年向文学院学生（主要面向免费师范生）开设影视教育专业课，这些学生毕业后走上教师岗位，已将电影教育带入不少偏远地区中小学的语文课堂。除了为本科生开设专业影视课程，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还通过暑期专业硕士班讲授、中小学语文教师短期培训等方式，在广大西部地区推广影视教育。　　除了通过在中学小学开设电影课程、组织学生集体观影等方式开展影视教育，社会各界也在探索多种形式的影视教育实践活动。比如，自2017年起，每年暑期北戴河都会迎来一群8到17岁的孩子，他们在专业老师的培训和指导下，从认识电影到学习电影、拍摄电影，用7天时间自编、自导、自演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作为教育部“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营）地”，活动主办方北戴河同道电影坊，依托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的学术资源，将影视教育与研学旅行相结合，打造出了“教学游”于一体的实践项目，使少儿影视教育从“被动观看”转向“主动创造”，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对学生创造力、合作精神及审美鉴赏能力的培养。　　提升孩子的影视媒介素养，要将影视教学纳入课程改革计划，走专业化路径。目前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对影视教育重视不够，没有意识到影视教育的必要性，存在着影视教育无人问津、选修课开设不起来等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学校要共同努力，推进课程改革，早日让影视教育以选修课、艺术课或与各学科有效互动的形式进入中小学课堂。　　随着媒体技术的进步，还可以利用AR（增强现实技术）等技术手段，打造立体化、数字化的中小学影视教育教材。目前，已有多所高校参与到影视教材的设计当中。

这里，是位于德国费尔德基兴的卫勤训练基地，中德“联合救援-2019”卫勤实兵联合演习正在此举行。根据演练设置，中德双方各自开设了野战二级医院。10日，记者随护送伤员的中方参演人员一道，来到德方野战二级医院，一睹德方医护人员进行救治演练的过程。这次演习，以某假想国“难民营”发生疑似霍乱病例，以及两起交通事故造成大量伤员为背景，重点演练双方人员协同开展信息接报、病例调查、风险评估、采样筛样、消杀处置、临床救治、医疗防护等全要素防控工作，分享疫情处置和传染病诊治规范做法。训练中，双方实行专业人员混合编组，既体现了彼此之间的互信，又有效加深了对对方先进经验的了解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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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由河南美术出版社主办、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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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支配下的社会教化，使得报答和互惠（爱）的意识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孕育。传统上，人们大都接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观念，相信仁爱和美德终究会有好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有爱心、爱人、爱物，自己才会被人物所爱，爱的公共性和互惠性品格由此得以彰显。自秦汉开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式运行了两千多年，从思想的层面维护这一制度，便是汉代国家倡导的以孝治天下。《孝经》适应这一气候而成为最通行的经典，其中就有关于“博爱”这样的文字表述。在董仲舒笔下，博爱整合了儒家和墨家的相关思想内容，以缓和当时严重的贫富不均导致的社会矛盾。尽管董仲舒的主观目的是要禁绝包括墨家在内的诸子，但对博爱的提出与墨家宣扬的兼爱却又是殊途同归。儒家关于博爱的论述发展到汉唐时期，主要侧重于经验和应用的层面，并将其与宇宙观相结合。而从形而上的层面阐释和论证博爱的精神与价值，则是宋明理学承担的任务。但不论是经验还是理性，贯穿的都是公天下的博爱情怀。“大道之行”的“天下为公”，并不随着“小康”礼制社会的到来而中断，它在讲求公平和博爱的意义上存在于中国社会，并因之可以跨越血亲“小家”而走向万物一体的“大家”。理学家发掘了传统儒学的理论资源，从阴阳气化的和合走到了一气一性和同心、同理、同善。“同善”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在宋以后发展为“天人一身”的“大身”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