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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广祥委员也建议增加监护一章,对监护法律关系予以规定。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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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自主品牌阵营中前7的整车企业销量占其总销量2/3以上，市场集中度和竞争激烈程度越来越高，留给其他企业的机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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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单边行动是非法和违宪的”。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

其中，集成电路、金属加工机床、挖掘机、医疗器械等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时，优质消费品进口实现较快增长。“今年以来外贸在‘质’方面取得的进步令人欣慰。”张建平说，一般贸易竞争力持续增强、高技术产品出口显著增加、民企成为进出口“主力军”、贸易伙伴不断拓展等，这些成绩都是实实在在的。稳外贸政策储备依旧充足成绩值得肯定，挑战不容忽视。在张建平看来，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升级，最终需求疲软，增长动力减弱。面对挑战，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保持战略定力，促进外贸稳中提质。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稳外贸的措施：研究继续降低进口关税总水平，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退税进度。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推动扩大覆盖面、合理降低保费，研究提出符合企业需要的专项险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外贸融资支持；创造条件提高人民币结算便利度。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加工贸易保税维修等新业态，培育进口贸易示范区。在简化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压缩通关时间、降低口岸收费上取得更大突破。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各部门各地方加大政策支持，积极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第三批22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加快建设，上半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快速增长。首批二手车7月顺利实现出口，下半年出口规模有望快速扩大。下一步，加工贸易保税维修项目还将持续落地，进一步吸引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和生产服务环节向中国转移。张建平认为，中国的政策储备依旧充足，随着更多稳外贸政策措施的加快出台与落地，企业内生动力将能进一步得到增强。同时，企业自身也需加把劲，提升产品竞争力、积极拓展市场，主动抵御外部风险。“中国外贸体量大、韧性强、后劲足，我们依托的是国内产业链的完整，依托的是国内市场的巨大，依托的是国际市场的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充足、结构的持续优化。”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朱咏表示，相信通过共同努力，能够实现今年外贸的稳中提质。(责编：马昌、袁勃)。内地与香港高校学生赴天津滨海新区参观访问　　新华社天津8月10日电（毛振华、乔一萌）“未来我更想留在内地工作！”参观完天津滨海新区的一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就读于南开大学的香港学生何韵婷说。

”讲认真不仅是态度问题，而且是方法问题，还是作风问题。检视问题贵在认真。　　习近平同志指出：“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演变为大塌方。”党员、干部带领人民群众干事创业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有问题并不可怕，怕的是不能认真检视问题、真心解决问题。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在检视问题时仍存在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等现象，没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起来。态度不端正，检视问题就会“失焦散光”，整改起来也就无从下手，最终沦为“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假把式。这与开展主题教育是格格不入的。　　认真检视问题，必须有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敢于并善于自我解剖。躬身自省、检身正己，是党员、干部锤炼自己的必修课。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同他们自觉做到“认真自省、觉察己过”是密不可分的。党员、干部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发现自身的不足和短板，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正视和解决问题，就能荡涤思想尘埃，永葆共产党人的初心，切实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有的放矢事易成，无的放矢事难成。认真检视问题重在找准“靶子”，把存在的问题找具体，列出问题清单，这样才能确保整改落实不空不虚、取得实效。达到这一点，就要找准参照物，“标尺”精准了，才能看到差距在哪里、短板是什么。党员、干部要自觉对表对标，对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防止老问题穿上“隐身衣”、新问题躲进“青纱帐”。认真检视问题还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对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人民群众往往最有发言权。党员、干部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命，而是要广开言路、畅通渠道，将群众意见建议收集起来、反映上来，从中发现真问题。　　认真检视问题，关键在找准问题实质、挖深问题根源、触及思想深处。党员、干部要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从思想、政治、作风、能力、廉政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透过现象看本质，切实弄清哪些问题是体制机制弊端造成的，哪些问题是思想认识不到位造成的，哪些问题是工作责任不落实造成的，哪些问题是条件不具备一时难以解决的，进一步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初心不变，使命不改。通过认真检视问题，找差距、查短板，以“靶向治疗”着力解决问题，把问题清单变成效果清单，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到实惠，就能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筑牢我们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基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责编：曹昆)。让民主党派敢监督会监督善监督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一项基本职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工作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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