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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这样的课程学下来，对于孩子吸收传统文化有帮助吗？有。
所谓陈旧心肌梗死，说明这患者至少已经活过了心梗的急性期。【专家介绍】缪国斌，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
现在这样就排除了消费者自己携带物品来消费的行为，变成只能变相让消费者接受迪士尼提供的餐饮服务。
当记者以购房者身份咨询房地产中介工作人员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
“一亩玉米收入1000块钱，一亩烤烟有4000块钱。
身处创新最前沿的商家，总能敏锐捕捉到健康消费新的增长点。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国与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俗语说“有德有才，精品；有德无才，次品；无德无才，废品；无德有才，危险品”，从中能够明显地看出“德”的重要。所以，在引才中首先应该注重对人才“德”方面的考量。注重人才“政德”。若无“政德”，就会政绩观偏差，说假话、办假事、造假数字，也许就是把引进地当成自己更进一步的跳板，来此“镀镀金”后就转身离开。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引进人才是为了赶超发展，肯定希望引来的人才务实干事，留下扎根。政德缺失，动机不纯、思想抛锚的“人才”，为当地发展不但带不来好处，还会造成极大的损害。
至少对于我自己来说是挺难的，所以这需要时间去达到。
2017年，我们共举办了2场中国发展论坛，第一场在天津举办，以“共创智能生活·共享健康中国”为主题。
我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收入翻了三倍，也有了自己的小汽车。
这对劳诗曼和广大德国本土企业，意味着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