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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吴某则认为是张某先动的手，双方都有过错，不愿赔偿。熊敏告诉记者，刑事案件中，往往会因为被告人不认罪或被害人“漫天要价”、不同意调解，双方当事人上访申诉，引发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案件即使经过多次审理，也不一定能完全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以及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达成谅解作为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重要参考，非常有利于这类案件的矛盾化解。此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一方面在讯问吴某时耐心释法说理，告知其认罪认罚制度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反复做被害人张某及其家长的工作，同时请来律师为双方提供法律援助。在检察机关的主导下，两方律师共同参与，并邀请人民监督员见证，最终双方达成和解。随后，通城县检察院对吴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他得以顺利参加高考。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戾气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律师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建立健全值班律师制度，可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真实性。今年3月，湖北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正式出台。该省各地检察机关依此方案积极进行探索。如宜城市检察院与司法局建立在看守所“轮流坐诊”的律师值班制度，为没有辩护人又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今年年满70岁的桂某涉嫌交通肇事罪，他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全不了解，担心认罪后将会承担高额赔偿。了解情况后，值班律师及时介入，仔细向桂某解释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规定。桂某权衡利弊后，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现在，在湖北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案件中，对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现了律师辩护全覆盖。发挥主导作用——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们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力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既体现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处黑恶势力的决心，又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湖北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赵慧介绍说。喻增国等11人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当地颇有影响，长期称霸一方，实施聚众斗殴、非法拘禁等21起违法犯罪活动，涉及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9个罪名。办理此案的汉川市检察院检察官王胜彪告诉记者，该涉黑组织成员抱团对抗侦查，且犯罪手段多为“软暴力”，主要犯罪嫌疑人不如实供述，给该案侦查和后续办理带来了很大难题。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王胜彪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规定，逐个对涉案人员心理状态进行分析评估，对首要分子、骨干成员、一般成员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宣讲，并结合各涉案人员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列出量刑清单，引导他们算好认罪认罚“得失账”，促使骨干成员态度逐步发生转变，不仅如实交代各自的犯罪事实，而且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并积极指控该组织领导者喻增国的犯罪事实。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主犯喻增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愿意认罪悔罪。此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使得庭审十分顺利，被告人全部当庭认罪悔罪，用时不到6个小时，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十三年零六个月至一年零四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完善工作机制——引导干警规范精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虽然诉讼效率提高了，但我们工作量也同时大幅度增加，而且随着落实司法责任制，有人担心量刑建议不准会被追责问责，刚开始还真不太愿意用。”基层检察干警向记者道出了心里话。针对问题，湖北省检察院党组开展广泛调研，将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重点工作安排部署。随之而来，一系列创新措施在该省范围内铺开。今年6月25日，该院制定下发“检察官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权限清单”，明确规定经检察长授权，检察官有权对一般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或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由检察长决定。7月1日，制作完成《湖北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文书样本（试行）》，该文书样本凸显了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7月12日，召开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电视电话培训会，共同进行学习交流。7月22日，编印完成《湖北省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五十问”》下发全省，有针对性地解答各地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困惑。这一系列举措有力推动湖北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走上“快车道”。如何保障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精准化、科学化？各地也在积极进行探索。如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探索“大数据精准量刑”，充分运用研发的“通用性功能+定制罪名”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有效对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便于承办人根据具体案情选择、计算，构建精准统一的量刑标准和尺度。记者看到，“大数据精准量刑”根据量刑的四个层级、四个步骤等科学制作，涵盖每个罪名的量刑起点、量刑情形、基准刑、检察官自由调节等内容，使量刑步骤、情节和方法一目了然。此举效果明显，硚口区检察院针对速裁程序案件提出的确定型量刑建议达100%，采纳率为%。“法律，法治，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理解，法律是前提，法治是结果，我们的职责就是通过司法办案，让法律得到有效实施，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湖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晋在该省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上的这句话是大家的一致共识。（郭清君段军霞蒋长顺）(责编：肖鑫、高丽)。网络捐款平台屡次被曝信息失真、审核不严 你还信吗？　　曾有网络主播做“伪慈善”，直播结束后就收回捐款　　网络捐款，你还信吗？(网上中国)　　徐骏作新华社发　　点击、付款、转发……只需轻轻地动动手指，你就可能为另一个家庭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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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违规二次收费，尤其是派往农村的快递违规收费的情况日益突出。对此，刘君表示，快递末端不管距离农村多远，既已形成合同，快递企业没有理由向用户收取二次费用。　　现象1：商品被擅自放于智能快件箱　　北京的小区中，智能快件箱的存在越来越多。当收件人不方便收快递时，经过消费者同意，快递员可以将货物暂存在智能快件箱内。不过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一些消费者却总会遇到烦心事。　　市民郭先生最近网购了一件商品，商品快到时正赶上郭先生出差不在北京，他原本以为快递小哥会像以前一样改天投递，但突然有一天他接到手机短信称，快递已被放入智能快件箱，而在此之前没有人询问郭先生商品是否需要放入智能快件箱。　　无奈之下，郭先生只得通知家里老人去智能快件箱取件，可取件又需要扫描二维码，老人根本不会使用这种箱子。　　等郭先生回京后，已经超出智能快件箱的取件时间。尽管快件箱可以选择不收费取件，但郭先生因为不了解取件流程，最终还是交了两元钱才打开了智能快件箱。郭先生觉得，两元钱是小事，但快递员应该先争得消费者同意再把货物放入智能快件箱。　　现象2：快递件放便利店被收两元钱　　前几天，市民吴女士的快递找不到了，但她在快递公司的APP里查询物流信息时显示，快递被小卖店签收。“我们小区总共有三个门，每个门门口都至少有两家小卖店，这到底是哪家小卖店？”吴女士赶紧给快递小哥打电话，这才搞清楚快递具体放在哪里。对此吴女士非常生气，因为尽管她接到过快递小哥的送货电话，但是自己已经明确告知对方家里没人，是否可以换个时间再送，谁想到快递小哥未经自己同意便把东西送到了小卖店，并且在系统中反馈了“已签收”的信息。　　下班后，吴女士找到这家小卖店，从一堆快递中翻出了自己的那件快递。正要准备离开时，吴女士被店家叫了回来，“店家说因为我那快递体积大，所以让我交两块钱保管费，那些小一些的快递需要交一块钱。”　　和前文中的郭先生感受一样，吴女士也认为一两块钱并不算大事，但问题是快递员应该征得消费者同意，“如果快递小哥能够问我一句，我肯定也会同意放便利店，因为他每天送快递也不容易。但未经我同意就这么随意处理，就太草率了。”　　现象3：乡镇快递二次收费乱象频发　　8月13日，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联合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四川省邮政管理局召开约谈会，对申通、中通、圆通、韵达4家快递公司进行约谈，要求停止取件二次收费。　　乡镇快递二次收费，是指消费者网购时已经支付邮费或商家承诺包邮的情况下，在取件时却被快递公司乡镇服务网点强迫支付取件费或派件费。此前，省消委会发布《四川省乡镇快递取件二次收费社会监督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省绝大多数市州的乡镇均不同程度存在取件二次收费现象。　　多位快递企业负责人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快递站点已经布局到乡镇，一些村民也认可到镇里取件。但是如果要快递员进村派送的话人工成本会增加很多，“以四川为例，那里的乡村好多都在山里，道路条件也不好。更主要的是村里的快递量少，几家快递公司的量加起来估计也就两千来件。量少，就不足以支撑站点运营。”　　背景　　智能快件箱要最大限度征求用户意见　　8月14日，国家邮政局2019中国快递“最后一公里”峰会举行。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在发言中透露，国家邮政局和住建部在联合调研，要加快推进智能终端的建设，为此国家邮政局出台了《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办法》，10月1日起即将施行。　　刘君介绍，《办法》支持将智能快件箱纳入公共服务设施相关规划和便民服务、民生工程等项目，在住宅小区、高等院校、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区域布局智能快件箱。同时《办法》也明确要求，使用智能快件箱投递快件应征得收件人同意，投递快件后应及时通知收件人。“我理解，核心还是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智能箱尽管方便，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求还是要最大限度地征求用户意见，在便捷的过程当中，求得用户的满意，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栋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家邮政局将出台智能快件箱的建设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主要是为了推动地方政府把智能快件箱的建设纳入地方发展规划，推动地方在开展智能快件箱建设时有依据。出台指导意见的另一个意义在于，邮政管理部门在对智能快件箱进行管理时有参考、有依据。　　解读　　快递企业服务标准不能低于国家标准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刘君表示，清理农村二次收费的问题是刀刃向内的一种自我革命。“有人可能会讲农村网络发展现在有些困难，收一点钱是合情合理的。但这个事情本身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因为快递企业和用户形成商务合同当中，价格本身已经包括了寄递全程各个环节的成本，末端不管距离农村多远，你已经承诺了，没有理由再次向用户收费。”　　中国快递物流行业高级专家、中国快递协会原副秘书长邵钟林表示，之所以出现乡村快递二次收费的问题，原因之一是快递业末端派送深度和价格之间的矛盾。他强调，国家邮政法和我国的快递服务标准对快递服务有明确规定，其中包括在快递服务的全部过程中只能有一次收费。同时，国家快递服务标准对快递服务深度也有明确要求，简单来说就是快递要“门对门、桌对桌”，“换句话来说，就是要按照门牌号码送到用户家中。同时还规定，快递服务应该有两次送上门，也就是如果家里没人，快递员有义务再送一次，如果还是没有人，用户就需要去指定地方自取。企业服务只能高于这个标准，不得低于这个标准。”　　邵钟林表示，每个快递公司应该根据国标计算成本和价格，不能一边儿打价格战，一边儿在派送末端通过加价维持运营，这样就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快递企业认为派送的地方偏远而没有能力去送，那么在源头可以不收件，这对于企业来说不算违规，但一旦接受了这个快递，就不可以二次收费。”（记者吴婷婷）。青海玉树州发生严重雪灾 国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启动人民网北京2月20日电据应急管理部官方微博消息，今年1月以来，青海省多地连续发生大范围降雪天气过程，造成玉树州发生严重雪灾，部分农牧民生活出现困难，大量牲畜因觅食困难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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