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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还会越来越注意到利用金融市场反应作为贸易战中打击对方的工具。　　正因为如此，此次中美贸易战最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力。金融市场反应的强烈程度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次他国与中国间的贸易争端;国内外金融机构对此次贸易战的关注也远远超过此前近20年里任何一次贸易战。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金融市场深度、广度、开放度的持续加大，预计中美贸易争端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也将日趋显著，上述制衡、打击等的作用也会同步增强。　　即使在仅仅涉及货物贸易的狭义贸易争端中，我们也需要把金融市场视为潜在可能性巨大的贸易战工具。因为无论口头争论与威胁多么激烈，无论已公布的加征关税、贸易禁运清单规模多么庞大，涉及的产业领域多么关键，只要尚未正式开始加征关税或禁运，相关货物与服务贸易就不会受到实际的影响。但是，所有这些口头争论、威胁，这些公布加征关税、贸易禁运清单的举动，都已经足够在金融市场上掀起惊涛骇浪。这一特点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还将随着经济生活发展趋势而日益显现。　　有鉴于此，在此次中美贸易战中，我们应当重视贸易争端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以求趋利避害，实现下列三大目标：最大限度降低贸易争端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冲击;最大限度增强其对贸易战对手的打击和制衡;防范贸易战对手与国际游资借贸易战操纵打击我国金融市场。　　基于上述三大目标，我们在贸易战中的金融战场上需要注意以下问题：宣布贸易措施的时间选择;防范对手与国际游资操纵打击我国金融市场，搞手法创新;重视、化解市场参与者对系统性风险的担忧。　　在防范对手与国际游资操纵打击我国金融市场方面，目前国内议论较多的是以下潜在风险：美方可能强行将中美资本市场脱钩，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强迫中国概念股从美国资本市场退市，禁止美国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上市公司;强行将中国企业、金融机构与美元结算体系脱钩;扣押、冻结中国资产，包括中国企业、居民投资以及以美债等形式持有的官方储备资产。　　在正常情况下，上述风险发生的概率很低，因为美方自身从政府、企业到社会层面都要为此付出非常沉重代价，有的风险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战争边缘的政策。但本着做最坏打算，朝最好方向努力的思路，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设想并为防范应对极端情况做好准备。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目前国内议论很少，却不可忽视，就是对手与国际游资通过A股+H股(即内地、香港同时上市)上市公司渠道操纵打击我国金融市场。在当前形势下，贸易战对手与国际游资若要选择直接在A股市场上进行操纵难度甚高，更可能的情况是在香港市场直接操纵A+H上市公司，通过危机传染机制间接打击A股市场。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游资袭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玩两手(在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同时大规模卖空，抛售港币使利率大幅度上涨，股市因此大幅度下跌)手法就是利用衍生工具联动操纵股、汇两市的典例。时过20年，我们需要关注国际游资在香港股市、香港汇市、内地股市三个市场联动操纵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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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伊斯兰国”在“全盛”时期通过控制管辖地区的“税收”、倒卖石油、绑架勒索赎金、倒卖文物以及劫掠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方式聚敛财富，维持“政权”运转。根据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的数据，“伊斯兰国”当年征收的主要税种和税率依次为：10%的个人所得税、10%—15%的商业税、2%的销售税、5%的银行取现税和10%—35%的药品税。

“暴警”“黑警”是可造的政治题材。

在这部书中，他着重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战时经济和战后殖民地化的危机，并通过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社会经济的鲜明对比，论证了新民主主义经济走向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光辉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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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俊波介绍称，民航客机遇难，无论哪国乘客，都有权利提出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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