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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史雅乔、章斐然)。“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六十五周年”纪念邮票正式发行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六十五周年纪念邮票发行仪式现场。沈王一摄人民网格尔木8月10日电（记者沈王一）今天，“壮丽70年奋斗新青海——2019全国重点网络媒体看青海”采访团来到格尔木市，走进“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65周年纪念邮票发行仪式”活动格尔木分会场。会场设立在将军楼公园，这是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忠将军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1954年初，面对着肆虐的风沙与无际的荒凉，慕生忠将军指挥着筑路大军在沱沱河架桥，在唐古拉开山，在昆仑桥涉险，在羊八井排难，用183天创造了人类筑路史上的奇迹，书写了一段感天动地的筑路历史。65年前，川藏青藏公路建成通车，成为人类公路建设史上的壮举。该公路沿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位于高寒地带，气候恶劣，地质复杂，工程浩大。本次发行的纪念邮票1套2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全套邮票面值为2元。该套邮票设计采用电脑插画的手法，第一图展现了被誉为“川藏第一桥”的兴康特大桥，一旁为养护工人雕塑，寓意养护工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奋勇拼搏，以实际行动践行“两路”精神，不断铸就交通建设新丰碑。第二图以“天下第一道班”石碑为中心，一旁为唐古拉山口石碑、藏羚羊等图案，配合往来繁忙的车辆，突出展现了一代代公路人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持续弘扬“两路”精神，在“世界屋脊”上书写奇迹，谱写交通强国新篇章。据了解，该套邮票印制采用的是胶印局部压凸工艺。首先，通过荧光油墨技术，使邮票上的川藏、青藏公路在紫外灯下发出红色荧光，以象征“两路”精神的传承。其次，通过浮雕击凸工艺突显养护工人雕塑和“天下第一道班”石碑，表现养护工人坚韧不屈的精神意志，使邮票图案更具视觉冲击力。(责编：肖鑫、唐嘉艺)。“以牙还牙”！韩国开始报复日本——8月14日报道日媒称，韩国政府8月12日宣布，9月内将日本从关于安全保障的战略物资出口管理优待对象国中剔除。针对日本，将收紧此前原则上允许的全面许可，审查时间也将延长。

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问题导向、务求实效，必须奔着问题去，把问题找到找准，把根源挖深，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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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形势下做好履职工作首先需要围绕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履职尽责。同时，更重要的是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力量，共同为实现中国梦作出努力。赖明表示，九三学社是以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党，在履职过程中特别需要突出科技特色。他说：“九三学社和其他很多党派一起，共同联系着8000多万科技工作者，3000多所高校教师，还有近3000万的医务工作者。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对党和国家发展的建议。因此，必须深入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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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915:48企图用“高进低出”来挪用房客的租金来跑马圈地，这时法律就该出手了。

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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