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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数据，2018年，销售金额TOP50房企拿地总金额16763亿元，同比下降%，拿地总面积万平方米，同比下降%，拿地均价4409元/平方米，同比下降%。
据此前报道，印度政府5日宣布废除当前宪法第370条，取消此前宪法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新建立一个拥有地方立法机构的查谟与克什米尔直辖区，和一个没有地方立法机构的拉达克直辖区。6日晚些时候，印度议会下院以370票赞成、7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该法案。此前该法案已在印度议会上院获得通过。 与此同时，来自邻国巴基斯坦的抗议声浪持续升高。8月7日，巴基斯坦宣布降低与印度的外交关系级别并中断双边贸易。 1947年印巴分治时，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当时，克什米尔地区77%的人口为穆斯林。此后，为了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印巴分别于1947年、1965年和1971年爆发3次战争。1954年印度发布总统令，赋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特殊地位，除国防、外交和通信等领域外，印度宪法中的所有规定在这一地区都不适用。这个370条款曾被视作印度宪法的永久条款。社评：中国侦察船自由航行，澳媒惊讶什么 美澳为期近一个月的护身军刀联合军演正在澳大利亚海域举行，澳媒近日纷纷报道，一艘高科技中国侦察船出现在澳昆士兰海岸附近，监视美澳的演习。 澳大利亚国防部在给媒体的声明中表示，中国船只一直位于澳大利亚领海外、专属经济区内的珊瑚海水域，同时认为该侦察船的出现并未损害演习完成目标，澳方尊重所有国家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权利。 不过，澳大利亚媒体普遍态度激烈，宣称中国船只的行为具有挑衅性令人担忧。
“主计总处”说明，6月失业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毕业生投入职场所致，目前就业人数仍然增加，但整体来看，劳动市场虽然受到景气扩张力道趋缓影响，失业情势还算稳定。
约翰逊表示，僵持状况持续的时间越长，英国就越有可能被迫以无协议的方式脱欧。
除了海通证券外，据第一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近三个月来，还有多家券商公告股权质押业务出现违约，包括东方证券()踩雷*ST东南()等三只ST个股，国海证券()踩雷*ST高升()等。与此同时，记者从某头部券商股权质押业务人员处了解到，近期股权质押额度获批速度放缓。
"江西省萍乡市湘东区委第三巡察组的一次组务会上，工作人员小彭汇报了一条发现的疑似问题线索。
浙江省卫健部门供图 仅14日一天，在浙江省14个重点卫生防疫县，卫生健康系统共出动卫生防疫小分队648支7665人次，完成防疫消杀面积1235万平方米，消耗漂白粉9872公斤、漂精片2701公斤、泡腾片6999公斤、含氯消毒液515公斤、杀虫剂268公斤；并进村入户开展消杀与健康教育，开展义诊与巡回医疗服务群众。
按照目前的趋势，今年中国的GDP增量还将超过一个‘澳大利亚’。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是全球经济最大的增长来源。” 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关注中国经济时绕不开的大背景。针对一些对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错误解读，许多外媒表达了理性的看法。 英国广播公司援引经济学家的观点称，中国2019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为%，这并不是一个低数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原因是中国出台的宏观调控经济政策，而非受到贸易摩擦的影响。 英国《金融时报》也持相似的观点：“关税和美国对中国公司的出口禁令造成了一定损失，但其影响并不像数字看起来那么令人担心。实际上，贸易早就不再是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源泉了。今年迄今，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仅占GDP的%，远低于10年前接近10%的最高值。” 在日本经济新闻网站看来，虽然从同比数据来看，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增速较第一季度放缓，但如果按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习惯的环比折年率统计方法来看，中国第二季度经济增速其实较第一季度更快。 中国经济数据传递的关键信号是什么？国际社会普遍捕捉到一个“稳”字。英国路透社认为，中国6月的工业、投资和消费表现远超预期,释放出经济总体运行在平稳区间的信号，中国经济有望在下半年继续企稳。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称，上半年中国经济形势总体稳定，符合预期，全年经济增长可能在%—%之间。 消费和服务业稳健—— “中国正在打造更强劲的经济” 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上年同期提高个百分点；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中国经济“半年考”成绩单不仅稳稳的，而且含金量足足的。 “在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尽管出口放缓，但国内服务和消费正在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美国《福布斯》杂志称，中国国内需求已经增长到足以取代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服务业目前在GDP中所占比重最大，中国正借助不断壮大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尖端的数字技术，进行快速的创新转型。 “中国消费者表现不俗。”美国《巴伦周刊》7月16日刊文称，中国6月零售总额增长%，超过预估的%和5月份的增幅%，这是“令人振奋的强劲表现”。文章还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指出，“中国宏观经济表现不差，经济中最大的部分——消费和服务业稳健，就业稳定。”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网站7月15日报道，麦肯锡咨询公司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的16个季度中，有11个季度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60%。“中国消费者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这意味着中国制造商向国内消费者销售的商品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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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报记者采访了杭州一些小区的物业公司。
2007年，赵宝刚执导的电视剧《奋斗》，围绕80后一代青年的奋斗话题展开讨论，更是反响强烈。
然而，当各国货币政策普遍倾向宽松，而全球经济和贸易形势变化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时，避险情绪将影响国际资金走向并促使美元走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