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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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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还积极组织开展厨师、家政等技能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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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道德意志本质上是自由与必然相统一的,是对限定、束缚的突破、超越,是受限与能动、实然和应然、理想和现实、绝对与相对、客观和主观、主体与客体、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道德意志实践精神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地球上打下自己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才能做到。”道德意志作为实践精神,主要指主体在道德目的指引下,通过意志活动调控自身,进而通过调控人们的对象性活动来实现既定价值目标,并使自身得到外化、对象化。作为道德之“实践精神”来把握世界,道德意志表现出两点特殊性。一个是从“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上来把握世界;另一个是从“规范性”与“导向性”的关系上来把握世界。从实然与应然的关系着眼,一方面,展现在主体面前的道德现实关系,表现实有的利益关系,是一种现实或现状;另一方面,道德意志追求的是理想的道德关系,表现的可能是一定的未来利益关系,表现的是尚不存在的东西、未有的东西,即表现的是时间上的世界的理想或未来,是空间上的人类在具备一定条件的情况下理应达到的理想世界的程度及规模等。因此,道德意志正如渡河上的舟船,指引、帮助人们从“实然”之此岸到达“应然”之彼岸,途中可能还要应对急流漩涡甚至惊涛骇浪。也恰是道德意志的应然性、理想性的指向,使人类增强了走向理想未来的信心,并充分展示出人类能够按照自己意志构建理想世界的主体性。从规范性与导向性的关系着眼,一方面,道德意志通过一定的道德原则与规范,对自我行为的约束与控制,即把自我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界度内,履行道德义务和责任,以此来维持一定的正常道德秩序。另一方面,道德意志又具有“导向性”作用,通过一定的价值导向,把自我引向德性一方,同时这种“导向性”还具有社会示范效应,对他人、社会起着积极的带动作用。道德意志作为主体实践精神的集中表现,又有着超越于现实的创造能力,它能根据主体现实的需要、实践的需要不断超越和突破自我限制,展示人的价值与尊严。(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视野下的道德意志研究”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人民日报评论员:爱国爱港是香港社会主流 近日香港激进暴力分子不断制造暴力事件,将五星红旗扯下扔到海里,爱国爱港市民的行动令人动容:一些香港市民自发赶到现场,重新升起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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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深圳前海微众银行因财务部门负责人未经核准履职长期未整改,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组织员工经商办企业,员工使用本行贷款购买股票及期货,这些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四十六条,被处以没收违法所得万元,罚款200万元的行政处罚。
国家艺术基金撬动本土陶瓷“跨界”标识国家艺术基金落地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这是对我省高校艺术实力的肯定。
据公开资料显示,在加入高通之前,马克·麦克劳林曾担任美国陆军飞行员,后因个人原因离开成为一名律师。2011年8月,马克·麦克劳林加入派拓网络(PaloAltoNetworks)担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并于2012年成为董事长,派拓网络是全球知名的网络安全提供商。不过转换新身份后,摆在马克·麦克劳林的挑战并不小。作为全球智能手机的最大芯片提供商,此时高通还需要面临在5G市场彻底爆发前,手机市场持续疲软的环境。不久前,高通公布了2019年第三财季财报。报告显示,高通第三财季营收为96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的56亿美元相比增长73%;但在高通的96亿美元营业收入之中,有近48%是与苹果达成和解后获得的专利收入。剔除这部分收入,高通在第三财季的销售额为亿美元,这一数字低于分析师预期的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高通三财季MSM芯片出货量亿,同比下跌22%,显示上半年手机市场仍未恢复。但对于此时交棒,杰夫瑞·亨德森表示出了信心,他表示,高通正在迎来5G产品大规模商用的曙光,现在是传递接力棒的最佳时机。“在接下来的发展阶段,董事会将极大受益于以Mark为代表的科技行业资深人士对公司业务尤其是5G业务的洞察。”杰夫瑞·亨德森曾在2018年3月9日被任命为高通过渡期担任非执行董事长,也是高通公司首个独立董事会主席,其前任是高通创始人家族成员保罗·雅各布()。国家典藏写传奇——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馆藏展喜迎新中国70华诞 观众在参观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艺境观象】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屹立东方——馆藏经典美术作品展”于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拉开帷幕。
眺望新征程,公安机关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据美联社8月13日报道,合并后的维亚康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ViacomCBS)将投资制作更多电影和电视节目,并努力获得更多广告收入,以便在不断发展的流媒体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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