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把这些卡片全部转换成电子文本,如果只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同样不便于查检。“比如,宋代的118榜进士,有文科,有武科,有定期的常科,还有不定期的制科等许多科目,简单的电子文本根本无法进行区分。这4000万字的《中国历代登科总录》,靠我们这几条枪,要做到猴年马月?这逼得我不得不尝试使用数据库。”龚延明找到本校计算机专业的老师帮忙,按照他的设想制作了专用软件,凡输入一条进士资料,软件就会自动把此人归至某朝、某榜、某一科目,凡检索朝代、榜次、科目、人名,软件就会显示筛选后的结果。正是这些今天看起来并不复杂的功能,极大提升了《总录》的编纂效率。设计数据库需要经费,购买文献、复制文献、数据录入,也需要经费。1995年,在龚延明最无助的时候,《中国历代登科总录》课题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立项,批准科研经费4万元,此后又连续追加三次经费,每次2万元。可对这样一个大项目来说,10万元的经费显得捉襟见肘,龚延明有时还得自掏腰包。好在,浙江大学、国家社科基金先后施以援手,《宋代登科总录》《明代登科总录》两个子课题的成果,还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一路艰辛,龚延明挺过来了。“很多人以为办文科很便宜,不用什么投入,一个人、一张纸、一支笔、一方书桌即可。殊不知,文科才是真正的奢侈品,需要的天赋、兴趣、恒心和毅力,在今天哪一样不是奢侈品?”得知“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上线的消息,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在微信朋友圈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一个文科学者要做出体面的学术作品,需要丰富的图书资料供给、必需的物理空间和稳定的生活保障,以及相应的学术服务人员,没有不菲的资金投入,这些条件又怎么可能具备?……当然,投资文科也是最划算的,‘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好的学术作品,其效用的发挥短则几十年,长则千百年,惠人无算。历史地看,当初那些所谓的巨额投入又算得了什么呢?”惠人无算,并非虚言。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图书馆人有了一个好助手。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还记得,过去给古籍编目,每次进入书库,都要推着一个满载着工具书的书车,其中不少书都是为了查考古籍作者的生平而准备的。一个“历代进士登科数据库”,不仅抵得上好几部工具书,而且检索起来更为便捷、高效。这样一个数据库,让学术研究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在清华大学教授侯旭东看来,对进士群体的系统梳理,对理解隋唐以后的中国史有重要意义,用大数据的方法挖掘这些资料,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很多可能性。侯旭东笑言,浙江人不仅善于经商,民营企业做得好,在浙江大学执教的浙江人龚延明,通过20多年的探索,又为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如此说来,龚延明团队24年的不懈努力,既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文献信息,又蹚出了一条学术新路。(记者杜羽)。交通监控视频年内实现“全国联网”无证驾驶、套牌车一直是全国道路安全治理的难题之一。
中央政府坚决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支持香港警方严正执法,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司法机构依法惩治暴力犯罪分子,坚决支持爱国爱港人士捍卫香港法治和社会秩序的行动。
央地重组密集落地主要集中在竞争性产业从去年底至今年上半年,云铝股份、驰宏锌锗、海峡股份、马钢股份等A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已经或正在筹划从地方国资委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同时,辽宁省港口整合也快速推进,涉及到锦州港、大连港、营口港等多家公司,由招商局集团主导运营,开展央企与地方的深度合作。
中医认为,常喝蒲公英茶对调理胃炎非常有好处。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饱含深情。
付国豪对这些赴医院看望他的爱国爱港人士表示,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
当把具体的目标确定,并找到突破点后,在技术上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
但说实话,自己当时为人民做的事情太少,并没有达到一名党员的标准。
程砚秋是四大名旦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却是最先故去的一位,逝世时只有54岁。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冯长松、鲅鱼圈区政府副区长刘小青、营口沿海银行行长毛贵永、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首农食品京粮控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王春立、首农食品京粮物流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郭占宝、中国电视剧产业协会副会长王辉等嘉宾代表出席了会议。
90后诞生在网络普及的大环境中,相比于80后、70后更有自主性。
对此,公安部网安局已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切实加大打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