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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比较试验在纤维含量指标测试的基础上，对网购样品的实测结果与网页明示信息进行了比对。谢赫“六法”与日本江户画坛原标题：谢赫“六法”与日本江户画坛　　狩野派作品《四季花鸟图》神户白鹤美术馆藏　　南齐时期，画家谢赫曾在《古画品录》中提出了鉴赏中国绘画作品的重要美学原则：“夫画品者，盖众画之优劣也……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摹写是也。”“六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是“气韵生动”已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理论中最核心的观念之一。它将绘画从描写物象层面引领到表达精神面貌和抒发内在感情境界，并与其他五法形成互为依存的整体。　　对于日本美术而言，这部中国画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本土画家一直将其视为圭臬，甚至言必称“六法”。他们推崇“六法”的同时，没有抛弃自身的绘画传统和发展脉络。但在对“六法”进行再诠释的过程中，新兴画派层出不穷，绘画风格迥然各异；在江户时期的画坛表现得尤为突出，颇值得我们留意。　　日本绘画史上最大的画派——狩野派，自15世纪起一直活跃于日本画坛。该派别继承了宋元时期的经院画风，又以桃山风格的壁障画流行于世。江户中期起，狩野派逐步走向没落。我们可以从狩野派传人狩野安信所著《画道要诀》（1680年）中一探究竟。书中安信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六法”逐一加以解释，其中，对“应物象形”的注解令人耳目一新。安信认为，“物”并非自然万物，而是作为临摹范本的那些前辈作品中的种种形态，因此画家应专注于效仿本派家传，而非发挥个体性格，强调对本派的承继和画风统一。在“六法”之中，安信似乎认为“骨法用笔”和“传移摹写”最为重要，通过用笔体会运笔技巧，通过摹写完成本门风格的传承。作为狩野派的宗家，狩野安信的画作流传十分广泛，但在江户时期世人对他的评价不及探幽和尚信。这与其作品过于蹈袭守旧、力反创新的风格以及他对“六法”的理解有着极大关联。　　土佐派画论《本朝画法大传》（1690年）与《画道要诀》在同时期写就，是江户时期土佐派代表画师土佐光起所撰。土佐派绘画继承了公家文化“大和绘”（宫廷绘画）的表现形式，将17世纪早期新古典解释主义代表宗达的装饰艺术进一步发扬光大。土佐派与有着武家文化背景的狩野派并称为江户前期画坛两大支柱。在《本朝画法大传》开篇就表达了对“六法”的理解，其中对“骨法用笔”的解释引人注目。书中将“骨法用笔”称为“骨力用法”：骨力者，执笔之事也。画之精神，皆因指骨之力，故曰骨力。不僵不弱，指尖之力以轻强为佳。僵则迟滞，弱则无势。强直柔和，气盈润泽，乃指头之妙也。骨力之事，非言语文字可名状也。手得之，心应之。画者，以墨描质画辨巧拙也。“质画”是《画道要诀》中的一个概念，指画作中体现的天性，与之对应，靠后天学习掌握的画技被称为“学画”。土佐光起的“墨描质画”，本质上和狩野安信提倡的习画方式一致。但他将“骨法”理解成“骨力”，意在强调运笔力量和技巧，却与谢赫所述原意截然不同了。土佐光起有意无意地将其降格成了一种表面化、形式化的技巧。但是如果联想到土佐派注重装饰性和功能性的画风，这种理解似乎也不足为怪了。　　在狩野派囿于传统而走向凋零的同时，土佐派逐渐发展出代表日本传统的艺术——浮世绘。江户后期，还出现了画风和日本传统风格大相径庭的圆山应举一派。他的绘画理念依然是来自谢赫“六法”的启发。其弟子奥文鸣所著《先斋圆山先生传》中记载了应举的绘画思想：“先生曾云，凡画图之术，写物象，传精神者也。其用在制作。苟能精其理，成名足矣。犹文士博览强记，则词章涌，行文亦纵横。好写字三昧者何哉。古人有云，记传者，叙其事而不能载其形。赋颂者，咏其美而不能备其象。专者画图也。故临写真物，编述新图，则可称画图者也。豪放磊落，气韵生动，写形纯熟之后自然意会。拙手之得，未能窥其要。故初学者，宁运笔迟钝，构思当以尽心为要。”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广泛影响日本画坛的“六法”思想。但应举的理解和狩野派、土佐派又有不同。在应举看来，习画之要并非临摹前人的作品，而是应该参照真实的物象。只要对外界自然事物的形态、特征了然于心，画作中就自然带有精神和灵魂。应举无疑在一个崭新的层面重新诠释了“骨法用笔”和“应物象形”的内涵。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圆山应举开启了重视写生的新画风，给江户后期画坛注入了接近西式近代艺术的新元素。　　不难看出，江户时期的艺术家无不努力将自己对绘画的独特体验融入对谢赫“六法”的理解之中。这些深深根植于自身民族文化传统之上的思想，催生出饱含日本文化特征的江户画坛，令日本绘画在世界范围内独树一帜，特征鲜明。后来，在中日文化的频繁交流中，一些艺术家不再满足于日渐保守的传统绘画理念，纷纷走上再次效仿中国绘画的道路，并开创出“文人画”派，但已无法成为日本绘画的主流。最能代表日本的绘画艺术，还是那些既融合了外来理念，又生长于岛国风土的情感和表达。　　（作者系日本文化人类学会会员，日本法政大学访问学者）(责编：鲁婧、丁涛)。津巴布韦总统表示将确保国民口粮安全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12日在首都哈拉雷说，尽管国家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但政府将确保民众的口粮安全。他同时表示，政府将继续打击腐败，并通过推进改革等手段重振经济。姆南加古瓦当天在哈拉雷举行的英雄日纪念活动上说，因受到极端干旱天气和强热带气旋伊代影响，许多津巴布韦民众面临粮食短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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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此外，驻港部队士兵进行乘坐装甲运兵车、使用水炮、手持盾牌以及步枪进行防暴演练的镜头也出现在宣传片中。报道称，片中还出现了士兵用广东话向演习中的示威者大喊后果自负的场景，并出示红旗警告示威者不要冲击。片尾则展示了驻港部队演练押送被捕示威者的画面，并点出了不忘初心、守护香江之主题。　　报道认为，中国军方口径明显变强硬。该文章还称，香港前任特首梁振英7月29日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强调，驻港部队不是装样子、搞仪式、形同虚设的。　　装备火力适当，机动性强　　8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强调，中方相信，解放军驻港部队将继续成为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那么这支定海神针部队到底有多强大呢？　　香港驻军的确切人数究竟有多少，一直未正式公开。不过，美国《纽约时报》7月份的一篇报道称，外界估计驻港部队的人数在6000至1万之间。许多士兵部分时间住在与香港相邻的深圳，因为那里的住宿更便宜，也更容易进行训练。美媒的文章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管理着香港的19处军事用地，其中包括12个军营。最引人注目的几处包括直升机团所在的石岗机场、昂船洲的一个可停泊几艘小型军舰的海军基地，以及靠着维多利亚港的驻港部队大厦。　　其中，昂船洲军营、石岗军营等都曾在开放日中向香港普通民众开放，展示了驻港部队的开放与自信。6月29日上午，驻香港部队举行2019年度军营开放活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第一章第二条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部队组成，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根据之前的公开报道，驻港部队的装备火力适当，机动性强，完全胜任香港防卫作战以及反恐处突、防暴维稳任务。　　从之前阅兵直播画面以及公开报道看，驻港部队陆军装备了92B型轮式步兵战车、07型轮式装甲指挥车、轮式装甲抢修车、东风猛士侦察车、特种摩托车等车辆。轻武器则包括95枪族、多型冲锋枪、狙击步枪、反器材步枪及榴弹发射器、火箭筒等。此外，还装备了红旗-6弹炮结合防空系统、防化侦察车、防化化验车等。　　驻港部队海军则编有056型护卫舰、037II型导弹护卫艇、登陆艇、军用交通艇等装备。驻港部队空军辖有直-9ZH指挥侦察直升机、直-9W武装直升机、直-8KH运输搜救直升机等型军机。　　哪些状况下驻港部队将出动　　或许会有人问，香港驻军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被用于维持香港社会治安呢？　　7月24日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就解放军对待香港目前形势发展如何处理时回答，在《驻军法》第三章第十四条有明确规定。6月29日上午，驻香港部队举行2019年度军营开放活动。　　《环球时报》记者查阅发现，《驻军法》第十四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在必要时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香港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请求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香港驻军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派出部队执行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的任务，任务完成后即返回驻地。香港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安排下，由香港驻军最高指挥官或其授权的军官实施指挥。香港驻军人员在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时，行使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权力。这一条基本明确了香港驻军协助维持香港社会治安的时机和程序。　　此外，《基本法》第二章第十八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从这一条看，如果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极端紧急状态，香港驻军同样也能参与维持社会治安的任务。▲。国产科幻电影这份答卷怎么样　　随着《上海堡垒》的上映，国产科幻电影再度引发业内外关注。由于这部影片耗时6年才完成制作并公映，导演滕华涛表示，“6年时间刚好是一个小学的长度，现在我们交出了小学毕业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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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拨打工商信息中显示的该公司电话，显示该号码已经停机。　　第一时间责令“社保掌上通”APP下架，工信部此举为个人信息保护开了个好头。　　“3·15”晚会主持人通过“社保掌上通”现场查询个人社保信息，用户信息就被同步发送至一家大数据公司的服务器。更不要说，当用户使用这款APP查询信息时，已经被默认同意了一份授权协议，如“您在此充分地、有效地、不可撤销地、明示同意并授权我们使用您的社保账户密码为您提供服务”，以及“在遵循本协议的条件下，对您的信息进行采集、分析、处理和模拟您登录人行征信、学信网、社保、公积金、运营商网站等获取您的个人信息”等条款。　　也即，这款APP不仅便捷地猎取个人信息，且不忘获取授权以规避可能的法律责任。则发布者思虑之“周详”、预案之充分，可见一斑。而这些，均意味着靠个体保护个人信息绝非易事。　　事实上，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手机APP越来越成为公众处理各种公私事务的基础性平台。与此同时，APP也成了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渠道，类似的案例并不鲜见。　　据报道，中消协曾于2018年8-10月开展了一项APP个人信息保护情况测评活动，测评显示，10类100款APP中，多达91款APP列出的权限存在涉嫌“越界”，即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问题。其中，“位置信息”、“通讯录信息”和“手机号码”等三种个人信息是过度收集或使用个人信息最常见的内容。除此之外，用户的个人照片、个人财产信息、生物识别信息、工作信息、交易账号信息、交易记录、上网浏览记录、教育信息、车辆信息以及短信信息等均存在被过度使用或收集的现象。　　可以说，手机APP收集个人信息越全面，个体隐私泄露就会越彻底。而尤其让人困惑的是，在手机APP的便利性与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之间，往往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紧张关系。这也导致了个体在维权时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如何甄别，如何取证，如何主张利益等，均不是轻松的事情。像“3·15”晚会曝光之后就“立竿见影”的情形，并不多见。　　这也表明，监管紧一紧，企业就会多一些自律，而老百姓也就会多一分保障。　　其实，对APP违规违法收集个人信息的监管，并非完全没有办法。此次工信部责令“社保掌上通”全面下架，就是一个例证。这也是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必要之举。社会公众的工作、生活、消费环境变化了，监管也要与时俱进，及时跟进，实现无缝隙监管、全链条防护。　　当然，法律也应该有所作为。今年元旦起实施的《电子商务法》对个人信息保护已有相关规定，需要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认真践行。此外，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亦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本届立法规划，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和起草。　　以监管促进企业守法，以法律保障用户权益，如此，管好手机APP，管好个人信息，相信不会是太遥远的事情。　　来源：新京报。美媒：贸易战正在拖累德国经济8月14日报道美媒称，就像一辆夹在两辆货车之间的豪华奔驰，欧洲经济正在因为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冲突而脱离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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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夜，永嘉县山早村书记徐文海不顾家人安危奋力救助6位村民；苍南县，县委两新工委副书记陈岳洁主动带领3名组工干部赶赴桥墩镇，狂风呼啸中上街挨家挨户劝导转移人员直至凌晨，三十多户群众因此安全避灾；瓯海区，瞿溪街道组织委员曹希丹顶着发烧，接连12小时奋战一线，面对不愿转移的一对老夫妇1天内连续4次登门劝说，并将腿脚不便的老人背至车上，自掏腰包让他们入住旅馆避灾……危难时刻，温州组工干部展示出一幅幅感人的画面。

体现在具体政治生活中，协商民主在根本上是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最大程度地掌握在民众手中，是判断协商民主的重要依据。话语权是一个外延十分宽泛的概念，西方理论界和国内学术界常在多种语境中使用这一概念。例如，在阐述其文化领导权理论时，葛兰西将话语权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的强制性统治，用以指称被统治阶级自愿服从统治阶级在伦理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领导。在福柯看来，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同时又产生权力，话语本身也是一种实践的权力。国内学术界除针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进行话语权分析外，还常针对某些阶层、群体、公共事务或结合互联网尤其是博客、微博等社交平台进行话语权分析。所谓民众话语权，是指民众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自愿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理性表达，合理监督，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并获得及时反馈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话语权的主体是普通民众，即民众个体和由个体组成的各类阶层、团体和群体，如农民、农民工、市民、企业职工以及各种形式的网民群体。客体包括三个方面，即自愿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理性表达，合理监督的权利；对公共决策产生实质影响的权利；获得及时反馈的权利。民众话语权是从现代政治意涵角度对话语权的限定和阐释，强调普通民众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民众话语权与政治参与是一对相近概念，二者都以普通民众为主体，都以公共决策为中心，都受制于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制度设计和政治文化。二者往往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民众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需要通过合法政治参与得到实现。二者也存在明显区别，如民众话语权是一种权利，而政治参与是一种政治行为或政治过程；民众话语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不存在合法与否的问题，而政治参与既包括合法的参与，也包括法律规定外的参与。就目前而言，普通民众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充分的政治参与机会，但民众声音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脱节和非连续现象却依旧突出。建立政治参与与公共决策之间的长效沟通机制，是实现民众话语权的必要条件，也是扎实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题中之义。协商民主必须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民众话语权实现的基础之上。缺失了民众话语权的政治参与必然流于形式，也产生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实践。民众话语权的实现程度决定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深刻影响着协商民主实践的成功几率和最终效果。事实上，民众话语权是协商民主的一个核心要素和重要判断标准。有些改革实践，如大部门体制改革、行政审批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与民众话语权关联度较低，不应纳入协商民主范畴。而民主恳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市民服务热线等改革实践，与民众话语权关联度较高，属于民主政治实践，但是否属于协商民主范畴，还应结合协商民主的特征进行判断。偏好转换与协商民主无论何种形式的民主都以达成共识为目的，但达成共识的方式却不尽相同。选举民主主要依靠偏好聚合来实现，协商民主则更加强调偏好转换。偏好聚合是达成共识的常见形式，在具体政治生活中多与投票、选举联系在一起，其优点是简单实用、成本较低，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多数决原则下少数意见易被忽视，过于注重聚合结果而忽视过程，聚合结果并不必然符合最佳选择，在达成共识的同时容易掩盖深层次矛盾等。偏好转换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上述问题。偏好转换建立在地位平等和理性沟通基础之上，参与者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见解、诉求；在相互讨论中权衡自己和他人的观点，或坚持自己的观点，或接受他人的观点，或产生新的想法，最终达成共识。与偏好聚合相比，偏好转换更适应经济社会结构、利益诉求、价值追求的多元化趋势，能够赋予参与者自由、平等表达的机会，更加注重共识的形成过程而非结果，更容易形成最佳选择，也更容易发现并解决深层次矛盾。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政治发展而言，偏好转换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有利于公共精神和良好政治文化的培养。从现实情况来看，公共精神的相对欠缺和非理性的政治参与文化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政治发展都会造成消极影响。与偏好聚合重结果轻过程不同，偏好转换为民众提供了难得的表达、对话、思辨的机会。要想达成共识，参与者就必须以维护公共利益作为出发点，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严格按照协商规则参与话题讨论。这对于提高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协商能力，培养公共精神，形成理性包容的政治文化都大有裨益。偏好转换是区分协商民主与其他民主形式的主要依据，也是判断改革实践是否属于协商民主的重要依据。有些情形与民众话语权关联度较高，但并不包含明显的偏好转换过程，因而不应纳入协商民主范畴。例如，济南市12345市民服务热线是通过整合城管、市政、环保等38条政务热线而开通的一条多功能公共服务热线。截至2014年底，日均受理电话8000多个，通话时长436小时，日均受理市长（省长）信箱41件、短信73条、微博39条、微信54条。热线还通过对民众诉求进行分类整理、综合研判，以“呈报件”等形式服务政府决策。应该说，这属于典型的民众话语权实现，是一种民主政治实践；但在整体上缺少偏好转换的过程，因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实践。能够明显体现出偏好转换过程的协商民主实践，典型案例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江苏南京六合区的“农民议会”、四川遂宁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这些地方实践为民众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公共平台，民众借此获得更加全面的信息和更具说服力的观点，在理性沟通和思辨中实现偏好转换并最终达成共识。总之，典型的协商民主实践应当包括两个核心要素，即一定程度的民众话语权实现和运转良好的偏好转换。2015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归纳了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共7个协商渠道，以及网络空间中的协商民主实践，都可以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判断。（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规划特别委托项目“舆情表达机制建设与协商民主体系构建”、2015年度天津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协商民主的具体实现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啤酒节激情澎湃 青岛啤酒“群英荟萃”（图说：青啤黑啤、纯生、原浆、纯生）有一种啤酒被称作“只有酿酒师才能喝到的啤酒”，那就是原浆啤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