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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记者乔金亮）(责编：庄红韬、杨曦)。怒！青岛民警被刺牺牲案庭审细节：他重伤倒地后被切割颈部数刀　　2019年1月19日，青岛民警别立福在抓捕犯罪嫌疑人玉某时遇害。8月14日，青岛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玉某涉嫌故意杀人、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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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武清区地处京津两大城市之间，位置得天独厚，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桥头堡。今年，武清区委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区政协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年履职重点列入协商议政课题，在抓实调研、提升建言质量方面狠下功夫。为把调研工作抓实，武清区政协发挥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专”的特色，聚集相关委员、专家学者组建智库，深入区内园区、企业进行调查问卷式调研，累计走访企业80余家，发放问卷200余份，在分析问卷的基础上，带着梳理出的问题，分课题组赴浙江、山东等省市进行学习考察，寻求“他山之石”。同时，在调研方法上，区政协还发挥政协组织“上通下达”、委员联系广泛的优势，在调研中以“朋友”的角色开展“拉家常”式调研，在边说边聊过程中发现不少深层次的问题。“有调研没研究不算好调研”。前期深入调研后，武清区政协组织召开两次“建议”研究会，将委员的意见建议提炼加工，形成了10篇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优化高科技企业营商环境四点建议很有前瞻性。”“打造营商软环境，提升‘留人’存在感很切实际。”“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的建议正当其时。”……与会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在会后交流中纷纷为常委、委员们的建议“点赞”。为着重提高建言“含金量”和“靶向性”，区政协充分调动委员协商议政的积极性，在遴选年度重点课题时，事先发放选题参考，吸纳委员的建议，提升“想协商”的主动性，委员议政建言的劲头更足了。同时，政协注重搭建好“协商”平台，将课题细分解，主席会议成员带领政协常委、委员与专家学者、单位负责同志共同进行调研考察，聚集“头脑风暴”，不断提高意见建议在合理化、可行性等方面的成熟度，做到“不成熟不建言”。“先把调研工作做实，再提高资政‘含金量’，增强建言‘靶向性’，通过政协之智助推优化营商环境工作升级加力，是我们开展此次专题协商的做法和目的。”武清区政协主席乔金生向记者介绍。因地制宜，让“夜经济”提升城市活力各地应做好顶层设计，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选择适合本地的“夜经济”发展模式，在差异化、精细化、专业化上下功夫，避免一哄而上甚至落入“形象工程”的俗套。据8月9日中新社报道，在新一轮促消费政策中，培养“夜经济”成为不少地方不约而同的选择，夜间经济正在成为不少地方新的消费增长级。根据支付宝联合饿了么宣布的“扫货节”消费数据显示，在“扫货节”期间，海口、深圳、南宁成为夜间消费三大活泼都市，长沙、贵阳、重庆、成都等中西部都市“夜经济”活泼水平超过北京、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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