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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7日，周大生在深圳中小板成功上市。
近年来，中国致力于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为此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扩大进出口贸易，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运营。
箭扣长城的西侧，有一处被人们称作“北京结”的长城烽燧，名“九眼楼”。“北京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历史上又是怎样一种存在呢？时光倒退六百多年，明朝初兴，元朝统治者败退到燕山以北。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再次袭扰中原，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新的长城。由于明初以攻为守，明军多次深入漠北，击败了蒙古主力，并在燕山以北有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元上都遗址）等卫所拱卫，因此没有大的边患。不过当明成祖去世之后，明朝就开始由进攻转入防守，大宁等卫所也先后被放弃掉。此消彼长，蒙古部落恢复元气以后，又开始对明朝的北疆构成了威胁。而这时候，明朝的首都已经迁到了北京，蒙古直接威胁到明朝的统治中心，因此防御不得不加强。到宣德年间（1426年-1435年），明朝已基本形成了大同、宣府、蓟镇、辽东等直接拱卫京师的军镇系统。
自20世纪50年代起，张伯驹化私为公，陆续将所藏大部分精品书画捐献或转让给国家。
何兆伟介绍，此发火箭原本用于发射其它卫星，经调整后执行中星2D星的发射任务，这也是对火箭去任务化设计的在此实践考核。
科伦坡大学执行校长拉克什曼·迪萨纳雅克表示，该校已推出多期针对不同人群的汉语培训班，效果良好。
在中朝及有关方共同努力下，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取得重大进展。
8月11日，这家公司受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通报批评。通报指出，2016年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期间，振华重工长兴基地因环境污染问题被群众举报。2019年7月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上海伊始，又频繁收到关于该企业环境污染问题的投诉。督察组立即组织现场调查，发现振华重工作为中央企业，环保意识十分淡薄，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社会责任长期落实不到位；当地以罚代管，企业肆意排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理念开始运用于网络媒体的监管与治理，在强调综合利用多种手段之余，更加强调法治化思维和社会协同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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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小云本来不是舞蹈编导，去年，她根据第一代乌兰牧骑3位女队员绣队旗的故事，主动编创了三人舞《乌兰牧骑之花》，在2018年9月举行的中国蒙古舞大赛中获得编导优秀奖和表演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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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