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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20年水量调度，黄河上探索形成了国家统一分配水量，省（区）负责配水用水，用水总量和断面流量双控制，重要取水口和骨干水库统一调度的调度管理模式，黄河水量调度范围从干流部分河段扩展到全干流和重要支流，从非汛期延伸到汛期，调度目标也从确保黄河不断流发展到积极争取实现黄河功能性不断流，更加注重生态用水保障，调度手段不断完善，调度能力大幅度提升。
一、正确认识和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功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人民政协是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组织机构和实现形式。
”张辰说。
正如网友所戏谑的那样——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对此，应该怎么看？一方面，要纠正歪风。近年来，各地争相打文化牌，纷纷挖掘利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这是好事，毋庸置疑。但在一些人的眼睛里，历史资源成了一条“捷径”，为此费尽心思去挖掘、包装、消费历史，或者通过傍名人、傍电影强拉硬扯，打造卖点。以名人故居来说，从秦桧到西门庆，从孙悟空到哪吒，好像好的坏的无所谓，是否历史上真实存在也没关系，有名气、能吸睛就行，然后闹得不可开交，最终一地鸡毛。这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故里之争，当休矣。另一方面，也要正视问题。应该看到，名人故里之争背后，还有发展焦虑。观察一下不难发现，加入“争夺战”的地方，多是发展资源有限、发展渠道不多、发展相对落后的区域。相比之下，经济发达、旅游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则很少为此“大动干戈”。所以，想要根治问题，打破名人故里之争的怪圈，不仅要堵，也要疏，要加强对各地旅游开发、宣传的支持、帮助，协助各地在开发规划上努力创新，不在旅游体验上深耕细作，真正做好“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篇文章，而不是只想借助噱头换来财源滚滚。(责编：金鸣(实习生)、董晓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牢记嘱托 奔跑追梦——收到总书记回信之后) 孩子们在照金北梁红军小学快乐成长。
审稿人评价该工作解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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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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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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