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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旭龙，男，汉族，1976年6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现任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党委书记，拟任市政府部门副局级领导职务。冯剑，男，汉族，1980年5月生，中共党员，在职博士研究生，现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北京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礼宾处处长，拟任市政府部门副局级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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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7月份出口15242亿元，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增长%，比上月加快个百分点，为近4个月新高。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指出，在稳外贸的一系列政策作用下，贸易多元化、贸易便利化措施不断显效，不管是1至7月累计，还是7月当月数据，出口表现都还不错，说明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是总体可控的。　　进口方面，7月进口12140亿元，为近6个月新高；增长%，上月为下降%。1-7月，进口79325亿元，增长%。　　“进口呈现了两方面积极变化：增速连续两个月回升、优质消费品进口持续较快增长，这得益于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表现、国内消费升级和政策红利的释放。”张建平说。　　结构优化成绩实实在在　　除了数量与速度的提升，中国外贸在质量和效益方面同样表现不俗。　　日前，长春国际陆港的拼装箱区一片繁忙。一箱箱地板、车用挡风玻璃、刹车片、显示器，通过中欧班列“长满欧”出口俄罗斯、德国等地。“长春等中国东北城市聚集了多家顶级汽车生产商及为其配套的零配件企业，而纽伦堡所在的巴伐利亚州是德国汽车制造业重镇，这样结构相仿的产业集群能产生很大的联动效应。”长春国际陆港德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德米·本说。截至目前，“长满欧”承运进出口货物逾43000标箱，货值超138亿元人民币。　　窥斑见豹。今年前7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进出口增长%，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个百分点。与传统贸易伙伴欧盟、东盟进出口分别增长%、%。上半年，我国与25个签订自贸协定的贸易伙伴进出口增长%。　　结构的优化不仅在国际市场布局方面，国内区域布局也更加均衡。1-7月，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高于整体增速个百分点，占比提高个百分点至%。　　内生动力不断增强。上半年，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达到万家，增长%，占比近80%。1-7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2%，比上年同期提高个百分点。　　商品结构不断升级。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1-6月加快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金属加工机床、挖掘机、医疗器械等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时，优质消费品进口实现较快增长。　　“今年以来外贸在‘质’方面取得的进步令人欣慰。”张建平说，一般贸易竞争力持续增强、高技术产品出口显著增加、民企成为进出口“主力军”、贸易伙伴不断拓展等，这些成绩都是实实在在的。　　稳外贸政策储备依旧充足　　成绩值得肯定，挑战不容忽视。在张建平看来，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升级，最终需求疲软，增长动力减弱。面对挑战，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保持战略定力，促进外贸稳中提质。　　不久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稳外贸的措施：研究继续降低进口关税总水平，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加快退税进度。更好发挥出口信用保险作用，推动扩大覆盖面、合理降低保费，研究提出符合企业需要的专项险种；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外贸融资支持；创造条件提高人民币结算便利度。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加工贸易保税维修等新业态，培育进口贸易示范区。在简化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压缩通关时间、降低口岸收费上取得更大突破。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各部门各地方加大政策支持，积极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第三批22个跨境电商综试区加快建设，上半年，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快速增长。首批二手车7月顺利实现出口，下半年出口规模有望快速扩大。下一步，加工贸易保税维修项目还将持续落地，进一步吸引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和生产服务环节向中国转移。　　张建平认为，中国的政策储备依旧充足，随着更多稳外贸政策措施的加快出台与落地，企业内生动力将能进一步得到增强。同时，企业自身也需加把劲，提升产品竞争力、积极拓展市场，主动抵御外部风险。　　“中国外贸体量大、韧性强、后劲足，我们依托的是国内产业链的完整，依托的是国内市场的巨大，依托的是国际市场的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充足、结构的持续优化。”商务部外贸司副司长朱咏表示，相信通过共同努力，能够实现今年外贸的稳中提质。(责编：黄晓蔓(实习生)、刘洁妍)。南京江北新区新推3幅涉宅地块原标题：南京江北新区新推3幅涉宅地块　　扬子晚报讯（记者马祚波）南京江北又挂地了！在昨日由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的土地公告中，江北新区3幅涉宅地亮相，其中2幅位于核心区，1幅位于葛塘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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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纵观我军部队这些年的训练，也不乏一些“不愿改变、不会改变”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