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医学会杂志》也刊文称,过度使用社交媒体会导致青少年抑郁,花得时间越长病情越严重。“美丽”照片,带来自卑。社交媒体中,用户会看到大量经过美颜、编辑的照片或视频,并常会拿来与自己平凡的生活进行比较。一项英国小型研究发现,看到经过美化的图片,更容易加深焦虑和不安等负面情绪。例如,仅仅短时间观看“脸书”(一款社交软件)上他人的“完美”照片,就会增加年轻女性对自己身体形象的担忧。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浏览完脸书后,女性用户会更加希望进行面部、头发或皮肤的调整。也有人认为,社交媒体影响了女性对整形手术的选择,18~24岁人群中,约有70%曾考虑整容。错失生活,让人恐惧。浏览信息时,看到朋友在假期或晚上出去聚餐、玩耍的图片或视频,更容易让年轻人感觉“别人在享受生活,而自己在荒废时间”,攀比嫉妒情绪由此而生。这类照片和视频很容易让年轻人产生“错失恐惧”,即担心自己错失结交朋友、获取新奇经历、投资机遇或其他好事的忧虑。个人使用社交媒体越频繁,这种情绪可能越强烈,从而使年轻人感觉失落、生活满意度降低。网络欺凌,独自忍受。社交媒体的兴起,意味着儿童和年轻人几乎无隔阂地接触,也为欺凌者提供了机会。在脸书,年轻人被欺负的可能性是其他平台的2倍。70%的年轻人表示,曾经历过网络欺凌;37%表示正在经受高频率的霸凌。受害者可能因此导致学业成绩变差、抑郁、焦虑、自我伤害、睡眠、饮食障碍等。常见的网络霸凌方式有:在照片下发布负面评论,通过私信直接发表侮辱性文字等。虽然几乎所有社交网站都反对欺凌,但英国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91%被网络欺凌的年轻人未采取任何行动。常看信息,睡眠不足。1/5的年轻人表示,经常会在夜间醒来检查手机是否有新信息,他们白天打瞌睡的几率,约为晚上不使用社交媒体同学的3倍。睡前在手机、笔记本或平板电脑上使用社交媒体,屏幕光会干扰睡眠激素——褪黑素的产生,入睡会更加困难,睡眠时间明显缩短。针对以上不良影响,南方医科大学心理系副教授肖蓉认为,个人和社会都应采取行动。对于过度使用手机和社交网络的年轻人来说,一是要控制自己的行为,设定好使用手机的时间,如什么时候用、用多久,不要一直沉浸在社交网络中;二是多关注现实生活,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身边的人和事上面,接触真实的世界,减少虚拟甚至虚假网络世界对自己的影响;三是培养兴趣爱好,发现自我,如果能和自己愉悦地玩耍,就不会把精力都放在“观看”他人在网络所秀的生活上。另外,学校、社会应加强教育,指引年轻人正确看待社交网络;一些网络平台可以通过监测动态和其他数据,识别正经历霸凌、抑郁、焦虑等情绪的用户,谨慎提供帮助。(记者王冰洁)。离岸市场发行央行票据,助力流动性主动管理原标题:离岸市场发行央行票据,助力流动性主动管理在港建立发行央票常态机制,能够丰富央行调节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管理工具,推动人民币投资工具的合理定价。
健康素养是国民素质的重要标志。
如果体内缺少叶黄素,会引起黄斑退化,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视力退化、视物模糊等症状。
”上海曹安菜篮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中心主任康诚告诉记者。
这涉及地方工作的方方面面,需要充分发挥地方党委在把方向、聚力量、树形象方面的作用。
华为似乎给了消费者业务部门两三年的时间,相比于谷歌用近10年的时间才拉起的生态体系,华为面临的挑战艰巨,它首先要怎么做呢? “鸿蒙OS联接了万物,打开了万亿级的巨大市场,选择鸿蒙就是选择未来。
新华社记者李嘉南摄 为解决黄河断流危机,经国务院批准,1998年12月,水利部等部门联合颁布实施《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实行黄河水量统一调度,这在我国七大江河流域中首开先河。
” 行业焦点 今年中秋节或成 酒商抛货高峰期 “往年,渠道在中秋前都有一波压货。
2017年,中国泛海一如既往支持精准扶贫、大学生创业、教育事业发展以及学术研究等,自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菌落总数主要用来评价食品清洁度,也就是食品在生产过程中是否符合卫生要求。
国务院常务会议14次研究和部署财税金融改革问题,这些政策举措的出台对于构建我国完善稳健的财税金融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认知式、交往式、合作式劳动成为数字劳动的重要样态,使得劳动者的自主性得以增强和张扬,并带来人的社会关系的新发展。与传统劳动相区别,互联网的合作原则已进入数字劳动领域。人的劳动的非物质因素增强,生产出可见的数字化产品以及不可见的数字服务。认知式劳动是主体通过概念、符号及思想模型等把握事物本质的认识活动和认识形态,试图为不同主体提供理解表达、解释与意义的资源和服务。交往式劳动是劳动与交往相互作用的最新诠释,以交往为主要表征的劳动获得了新的网络化语境,主体间共同分享着物质生活世界和价值符号世界。交往式劳动对主体的影响,涉及感情的生产、调节与控制,也可以表述为情感劳动,是一种生产或操控情感的活动,凸显了教育、态度、个性、亲和力等情感诉求。合作式劳动是以主体间交流、互动、协作等方式形成社会关系与合作,并最终创造社会生活本身的劳动。这种合作性并非由外界强加,而是内化于劳动活动自身。在这一场合,人与相似个体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合作劳动的基本形式。合作式劳动注重营造基于集体协商的劳资双方自主建立的劳资力量的平衡态。这对于提升人的交往能力,凸显人的本质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劳动从形式上看,相比传统劳动样态更具人文性取向,积极的认知理解、合作互动、诚信轻松,富于沟通且有人文关爱,使得劳动的愉悦感增强。马克思提出劳动者是社会、是生产劳动过程的主体,在这一情形下得以彰显。社会交往的网络化数字化,使得人与人之间情感、审美乃至社会关系进一步和谐、丰富和通畅。马克思劳动二重性阐释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在物质性、社会性维度得以发展。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于,这是否意味着劳动作为社会不可避免的强制性活动,会逐步过渡到使得每个人都能进行自由活动的社会需要的发展状态?其二,数字劳动背景下劳动空间和劳动时间变化的新图景,使得“自由劳动”成为可能。数字技术和全球化使得以雇佣劳动为主导形式的工厂劳动逐渐退居其次,“全球工厂”“社会工厂”成为现实。劳动者“从封闭的、等级森严的、劳资关系僵化的工作场所转移出来,进入日益自发的、分散的、合作的人力资本网络,这种网络能吸引企业内外的知识和资源”。工厂将其边界拓展到社会的所有领域,传统工厂的特征在社会的一般性中迷失了自己。马克思的时间观强调,时间是空间的本质,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数字网络下,传统意义上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的区分越来越模糊。企业劳动者有机会参与管理,完成工作,并且劳动效率更高。知识型员工每周享受一定的休假,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项目,成为时潮。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既离不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更离不开数字生产者的个人时间或自由时间,而这恰恰提供了自由个性、爱好、兴趣、才能的发展空间。传统雇佣关系之外的劳动活动非常活跃,反思这些劳动,思考“自由劳动”与剥削的关系,“自由劳动”与共享发展的关系,个人谋生手段与自我发展需要之间的关系,这既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发展面临的新课题,也是对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机遇与新挑战。其三,数字劳动鲜明的社会性和创新性,为人的自由创造活动提供了更大舞台,也为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数字经济下知识型员工成为最高产的劳动者,劳动目的主要是创新而非生产。社会性是数字经济根本性特质所在。互联网通过无数个节点把人与信息、行为和彼此联系起来,通过连接和赋能,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个人空闲时间和技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变现、大众通过移动互联平台参与劳动、协同设计众包制造等成为现实。传统企业所谓“公司+雇员”的架构已向“平台+创客”的新结构转变,企业成为一个平台网络,每个人都是网络上的ID即价值单元,在社会化平台中独立完成某项任务。传统产业链上的分工劳动者开始变成价值链上的创造者。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个人完全可以凭借专业能力在平台空间发挥最大潜能,告别公司拥抱平台已成为新的取向。劳动者是否具有创意,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财富创造法则。创新是数字劳动的重要推动力,它包括对产品、系统、流程、营销和人的持续改善。信息的流动速度实在太快,有价值的技术和创意转瞬即逝,与时俱进并及时深入地洞悉顾客需求和期望,提供更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持续创新创造成为必然要求。在这一背景下,人的需要从单调的物质性需求跃升为精神性需求、美的需求、创造的需求、交往的需求等综合性需求,也由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动态性、丰富性和充实性。其四,数字劳动者工作和就业方式呈现出新的变化,为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未来社会,发挥和发展人的能力将成为目的本身。数字劳动下知识型工作者将取代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工作者。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吸引、保留和持续开发知识型员工的能力,并为他们提供创新环境的能力。对员工来说,有被认同、被接收和被赋权的需求。薪水不是员工为企业付出的唯一目的,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目的。向员工赋权的变革意味着传统经济中的岗位会大量减少,包括接线员、行政管理人员、体力工人、销售人员等。对女性来说,在数字化虚拟空间中,数字工作不分男女,性别的差距模糊了。对社会阶层来说,白领工作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很多行业的工作如农业、建筑业等成为知识型工作,既形式多样又能很好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多功能工作学习系统,能有效整合数据、文本、音乐和视频。数字劳动摧毁了不少传统工作和岗位,同时也带来新的工作机会,带来更有趣、更有创意、需要更高技能的职位。“自我雇佣”“自由就业”的就业方式应运而生。数字经济成为一个崇尚个性、鼓励个性充分发展的时代,一旦摆脱旧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的约束,人的想象力就会插上翅膀,创造性就会像喷泉一样涌流而出。其五,数字劳动价值创造释放的巨大能量,有利于人的潜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