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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吴某则认为是张某先动的手，双方都有过错，不愿赔偿。熊敏告诉记者，刑事案件中，往往会因为被告人不认罪或被害人“漫天要价”、不同意调解，双方当事人上访申诉，引发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案件即使经过多次审理，也不一定能完全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意见，以及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是否达成谅解作为检察机关办理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重要参考，非常有利于这类案件的矛盾化解。此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办案检察官一方面在讯问吴某时耐心释法说理，告知其认罪认罚制度的相关规定；另一方面反复做被害人张某及其家长的工作，同时请来律师为双方提供法律援助。在检察机关的主导下，两方律师共同参与，并邀请人民监督员见证，最终双方达成和解。随后，通城县检察院对吴某作出不起诉决定，他得以顺利参加高考。化解社会矛盾、消除社会戾气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律师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建立健全值班律师制度，可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合法性、真实性。今年3月，湖北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联合制定的《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正式出台。该省各地检察机关依此方案积极进行探索。如宜城市检察院与司法局建立在看守所“轮流坐诊”的律师值班制度，为没有辩护人又自愿认罪认罚的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今年年满70岁的桂某涉嫌交通肇事罪，他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全不了解，担心认罪后将会承担高额赔偿。了解情况后，值班律师及时介入，仔细向桂某解释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相关规定。桂某权衡利弊后，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现在，在湖北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刑事案件中，对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现了律师辩护全覆盖。发挥主导作用——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我们在办理涉黑涉恶案件中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力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既体现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处黑恶势力的决心，又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湖北省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赵慧介绍说。喻增国等11人黑社会性质组织在当地颇有影响，长期称霸一方，实施聚众斗殴、非法拘禁等21起违法犯罪活动，涉及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9个罪名。办理此案的汉川市检察院检察官王胜彪告诉记者，该涉黑组织成员抱团对抗侦查，且犯罪手段多为“软暴力”，主要犯罪嫌疑人不如实供述，给该案侦查和后续办理带来了很大难题。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王胜彪依法告知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从宽的相关规定，逐个对涉案人员心理状态进行分析评估，对首要分子、骨干成员、一般成员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宣讲，并结合各涉案人员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列出量刑清单，引导他们算好认罪认罚“得失账”，促使骨干成员态度逐步发生转变，不仅如实交代各自的犯罪事实，而且主动交代了侦查机关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实，并积极指控该组织领导者喻增国的犯罪事实。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主犯喻增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愿意认罪悔罪。此案中，检察机关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使得庭审十分顺利，被告人全部当庭认罪悔罪，用时不到6个小时，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十三年零六个月至一年零四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完善工作机制——引导干警规范精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后，虽然诉讼效率提高了，但我们工作量也同时大幅度增加，而且随着落实司法责任制，有人担心量刑建议不准会被追责问责，刚开始还真不太愿意用。”基层检察干警向记者道出了心里话。针对问题，湖北省检察院党组开展广泛调研，将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重点工作安排部署。随之而来，一系列创新措施在该省范围内铺开。今年6月25日，该院制定下发“检察官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权限清单”，明确规定经检察长授权，检察官有权对一般刑事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或其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适用认罪认罚制度，由检察长决定。7月1日，制作完成《湖北省检察机关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关文书样本（试行）》，该文书样本凸显了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7月12日，召开全省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电视电话培训会，共同进行学习交流。7月22日，编印完成《湖北省检察机关认罪认罚从宽“五十问”》下发全省，有针对性地解答各地在办理认罪认罚案件中的困惑。这一系列举措有力推动湖北省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走上“快车道”。如何保障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规范化、精准化、科学化？各地也在积极进行探索。如武汉市硚口区检察院探索“大数据精准量刑”，充分运用研发的“通用性功能+定制罪名”智能辅助办案系统，有效对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便于承办人根据具体案情选择、计算，构建精准统一的量刑标准和尺度。记者看到，“大数据精准量刑”根据量刑的四个层级、四个步骤等科学制作，涵盖每个罪名的量刑起点、量刑情形、基准刑、检察官自由调节等内容，使量刑步骤、情节和方法一目了然。此举效果明显，硚口区检察院针对速裁程序案件提出的确定型量刑建议达100%，采纳率为%。“法律，法治，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我理解，法律是前提，法治是结果，我们的职责就是通过司法办案，让法律得到有效实施，从而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就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湖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晋在该省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轮训班上的这句话是大家的一致共识。（郭清君段军霞蒋长顺）(责编：肖鑫、高丽)。网络捐款平台屡次被曝信息失真、审核不严 你还信吗？　　曾有网络主播做“伪慈善”，直播结束后就收回捐款　　网络捐款，你还信吗？(网上中国)　　徐骏作新华社发　　点击、付款、转发……只需轻轻地动动手指，你就可能为另一个家庭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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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第一，被告保留原有商品商标是可以的，否则，这会造成不合理的结果。例如，美国有非常繁荣的二手车市场，如果禁止翻新车使用原来的商标，这会给很多收入有限但又想买二手车的人带来困扰。第二，尽管翻新会导致相关商品的质量低于原品牌的新产品，但二手商品的购买者对此心中有数，因为他们就是冲着二手货便宜而前来购买，因此心中对于二手产品质量状况早有预期，所以只要在二手翻新物品上充分披露“二手翻新”的信息，那么，没有去除原有的品牌标识，并无不合理之处。　　“火花塞案”作为美国二手物品商标使用的一个经典的里程碑案件，对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二手翻新物品可以使用原有商标，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如果某些二手产品被翻新的是该物品的关键部分，就不可以继续使用原来的商标，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对于酒类商品的“旧物翻新”。例如，张三大量收购茅台酒瓶后进行翻新处理，然后灌装自己制作的米酒后，对外以正品茅台酒的半价出售，那么，对于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侵犯茅台酒厂商标权的行为，如果数量足够多，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此类二手物品的旧物翻新不可能在酒瓶上标注“二手米酒，慎重”这样的提示信息；另一方面在于，酒类商品的核心内容在于酒水本身，而非外面的包装，因此，此类商品的“旧物翻新”，实际上是完全更换了商品的实质部分，已经不是“翻新”，实为替换，因此不能继续使用原来商品的商标。又如，李四经营一家通讯器材店铺，购入大量某知名A公司生产的A品牌手机的外壳后，配以山寨手机的机体，然后以A品牌翻新手机的名义对外出售，按照前面的讨论，尽管其已经告知了消费者此为“翻新手机”，但在核心或者主体部件上，他欺骗了消费者，使得后者误以为这是A品牌的二手机，因此同样构成商标侵权或者犯罪。　　与之相对的是，如果李四购入的确为A品牌手机的二手机，并在翻新后对外当成A品牌翻新手机出售，就应当视为一种合法的行为。这是因为，商标使用的混淆可能性和对消费者的欺骗是构成商标直接侵权的实质性条件和最终判断标准，在李四如实向消费者说明手机的实际组装状况的前提下，李四并没有假冒手机商标的行为，也并不以牟取手机新品价格为目的，消费者对商品的认识并没有发生混淆和误认，A公司的商誉没有被不当损害，李四的产品责任明晰，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得到了保障。从市场份额来看，李四取得的是二手机的市场份额，并没有不当挤占A公司销售新手机的市场份额，不正当竞争关系并未产生。在这种情况下，李四的行为是对二手手机的一种简单修复和组装，而这种修复和组装后销售的行为，虽然涉及到了对手机商标的使用，但由于并非用于新品销售，而且手机内核和外壳的确都是购自A公司，单独来看A公司对两者的商标专用权均已穷竭，李四将其简单组装后销售，如同将A公司的产品当成原料配件组装为一个新的产品，只要在销售时区分清楚与A公司的真实关系，消除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应当认为属于商标权合理使用的范畴。（袁博）(责编：林露、吕骞)。英国中餐馆逃税百万镑 店主被判监入狱3年 据欧洲《星岛日报》报道，据悉，一名持有两间中餐馆的老板对英国税务当局宣称自己是“制作陶瓷”的手工艺人，营业额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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