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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活垃圾管理不能“一刀切”，不宜规定全国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方式。 但现行的垃圾分类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用列清单的方式难以涵盖数千种垃圾成分，也不利于居民记忆。更重要的是，后端要有分别处理的手段。 新京报：目前各地生活垃圾多分为四类，有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类？ 王维平：要细化，分得越细，后期处理越方便，可回收垃圾也越值钱。但具体细化到什么程度，根本上还取决于后端处理水平，只有处理设施和手段达到了相应标准，才能往下细分。 此外，生活垃圾分类方式应遵循由简入繁，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能急功近利。对各个分类要标注明确，易于居民理解和操作。 谈垃圾治理法规 完善法规生活垃圾分类有法可依 新京报：北京很早就开始推行生活垃圾分类，为什么多年来实际成效不明显？ 王维平：1995年，我刚从日本回国，那时国内一些社会环保组织已经在发动生活垃圾分类，政府也很支持。但当时大家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系统性、需要的条件、合理的分类方式缺乏全面认识，没意识到后续的产业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多方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前面分类，后面混装混运，混合处理，没有效果。 2008年，北京选了3000多个小区作为试点，实现居民分别排放，各类垃圾分别运输，分别处理和加工利用。这时后端的各种处理设施和产业链已经形成，条件就比较成熟了。 法律不完善是另一个原因。1995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实施，此前没有关于垃圾的法律，但该法律没有涉及垃圾分类。2005、2013和2016年对这部《固废法》进行修订，但修订后没有提及垃圾分类。 2017年，全国人大组织《固废法》执法检查，这部法律再次进行大面积修改。今年6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修订草案，明确要求加快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系统。 今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也将提请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进行首次审议。法律法规将进一步完善。 这些条件具备了，垃圾分类才开始有法可依。 谈农村垃圾处理 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设施 新京报：你何时开始关注农村垃圾问题？ 王维平：2006年起，我开始关注农村垃圾处理问题。北京行政辖区面积16400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约2700平方公里，目前的垃圾管理统计数据只是这2000多平方公里的建成区。余下的农村情况，刚刚开始介入管理。 新京报：农村和城市垃圾管理有什么不同？ 王维平：农村面积大，人口少且居住分散，人员结构相对简单，垃圾怎么分类、运收和处理一直是个难题。大型垃圾焚烧处理方式，低于600吨/日，垃圾焚烧不能产电，填埋场要达到1200-2200吨垃圾/日，使用寿命20年以上，每吨处理成本才最低。但农村没有那么多垃圾产量，运输到其他地区处理，需要付出昂贵的运输和处理资金。 新京报：怎样解决农村垃圾处理的问题？ 王维平：我认为要探索适合农村的小型垃圾处理设施，就近就地解决，得有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摸索运营经验，当然更应该明确统一的责任部门，统一核算。 谈我国垃圾问题 超1/3城市面临“垃圾围城” 新京报：目前中国的垃圾问题有多严峻？ 王维平：随着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居民消费水平增长，垃圾问题越来越突出。根据住建部此前披露的信息，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城市被垃圾包围。 新京报：垃圾围城会带来什么问题？ 王维平：带来的首要问题是污染。垃圾污染土地、水、空气，影响人体健康，造成呼吸道疾病、痢疾、癌症等疾病发病率提高。 其次是资源浪费。垃圾填埋场使用的土地，填满后成为一座垃圾山，彻底丧失使用价值。垃圾中混有大量玻璃、金属等可回收利用资源，如果不加分类直接填埋，会造成资源浪费。 越来越多的垃圾还需要投资购买更多垃圾车，增设处理厂，给社会增加经济负担。 新京报：怎么解决垃圾围城问题？ 王维平：最优对策是减量化，在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减少垃圾产生。1989年，东京的垃圾产生量达到峰值，由于推行了垃圾减量化行动计划，到2018年，东京垃圾产生量比1989年减少了56%。 还有资源化和无害化措施。资源化就是把垃圾中有价值的部分进行再利用；无害化是在垃圾收运、储存、处理的全过程中减少或避免对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新京报记者黄哲程。迈上小康路生活变了样（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来自一线的蹲点调研） 得知要去独龙江，记者心头一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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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问5G和4G相比，强在哪里，还好我一直都有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回答得很轻松。
如果你知道团队的这些特点，可能你就知道新手管理者要做什么了。 第一，要学会服务于别人。 以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完全可以不管别人，把自己的业绩完成就好了，现在第一个转变就是要帮别人完成业绩，这是对新手管理者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第二，要能协同大家，让不同能力、不同风格的人在一起工作。 第三，要解决问题。 以前搞定自己的事情就可以，现在是别人搞不定的事情，你就得去解决，但是又不能用原来的方法。比如，你不能说：“这些你都别做了，给我做吧。”如果这样，你又退回到以前那个基层员工了。所以必须要解决问题，但不能自己去解决，必须安排大家一起来解决。 第四，要学会按照规章制度来做事情。 要带一组人，就不得不学会章程和规定，也就是所做的事情都要有依据，要按章行事。因为即使问题都解决了，但是不合规还是不行。 当然，还有一个对新手管理者的要求与高级管理者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新手管理者“就事论事”就可以了，也就是讲清楚这件事该怎么解决。但是高级管理者要“就事论理”，得把背后的逻辑讲清楚。新手管理者需要加强哪些能力训练 新手管理者大部分还是基层管理者，以下几项能力比较重要： 第一项，计划管理能力。 你能不能做计划来实施和部署工作？这一项是比较重要的能力，因为“计划”就是解决每一个目标怎么去匹配资源、怎么去安排行动、怎么能让大家不要离散到离这个目标很远的地方去的问题。 第二项，沟通，要能把意思讲清楚。 管理者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沟通，指令要清楚，让大家明白做什么，大家才能执行。 第三项，复杂问题简单化。 这一项对于基层管理者，没有像前面那两个能力要求那么高，但它一样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你得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因为复杂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也无法出绩效。 如何让复杂问题简单化？方法主要有：分解、重要性排序、取舍。取舍的时候，不光是“重要”这一个维度，可能还有时间维度、代价维度等等。 以上3个能力训练，从理论上来讲，分别称之为技术能力、人际能力、概念能力。只是从基层到高层，它们的占比会变，对更高级的管理者来讲，概念能力要更强，对基层管理者来讲，技术能力要更强。共同点是，你要让大家跟随你去做事，这就是人际能力。新手管理者要如何沟通 沟通能力最核心的是，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说话，不要去专注于你的目的。我写过一本书《高效能青年人的七项修炼》，那里面我写到了一定要快乐地沟通。 举个例子，电梯为什么一定要放面镜子？ 我测试过很多人，每个人的直觉回答都不同。有些女孩子会说，为了整理头发、补补妆；很多男生会说因为空间狭窄，这样可以让空间变大；还有人说这是解决郁闷空间的孤单问题，可以让你的眼睛有地方放，你可以通过镜子看别人。 真实的原因是，所有的电梯都要解决一个坐轮椅的人进来之后，看不到身后的楼层显示的问题。镜子就可以让他看到身后的按钮，比如他希望你帮我按6楼，但是他必须要能看到6楼到了，该下来了。 其实我们在沟通当中，最直觉上的错误就是先入为主，你会设定立场和答案，恰恰是这一点导致你没有办法倾听，没有办法去知道别人想什么，这样你的沟通是不太可能有效的。 快乐沟通其实也有很多方法，我提供两个重要的方法。 第一个，你要学会倾听，而且不要带自己的先入概念来倾听。 第二个，你得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问题。如果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问题，那你就不要过多地去谈自己的目的。 讲一个对我自己影响很大的故事。 甲和乙去修禅，两个人都是烟鬼，50天下来受不了，两人就约定去问师傅能不能吸烟。 甲进去问完之后，师父打了他50大板，不能吸烟；乙进去之后出来就吸烟了。 甲就奇怪了，是不是师父偏心？就问乙怎么回事。 乙说：“你是怎么问师父的？” 甲说：“我去问师父，修禅的时候可不可以吸烟？师父说，你已经在修禅了，为什么你的心还想吸烟呢？于是就挨打了。” 乙说：“我问师父，师父，我吸烟的时候可不可以修禅呢？师父说，当然可以了，任何时间都应该修禅。”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沟通角度。沟通的时候，你的目的不重要，理解别人的立场才重要。当你理解别人的立场之后，你就很容易和他达成共识，如果你只是强压你的目的给他，就很难达成共识了。 当然，语言的表达也很重要，你得用人家听得懂的语言。像我现在是做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的很多东西为什么大家都听不懂？因为你用的是学术语言。比如企业的语言“我活下去最重要”，而我们学术的语言叫“可持续性最重要”。这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你要面对的听众不同，你就需要调整这个语境。管理者面临什么挑战 数字化时代，不只是新手管理者，所有管理者都得面对一个环境的变化：人和组织的关系变得更加动态，平台的力量越来越强。 为什么平台的力量越来越强？因为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影响力经济的时代，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影响力来组织各种资源，这个影响力个体是做不到的。 组织之所以强大，就在于它有一些能力是个体不能具备的。如果个体完全能具备，就不存在组织这种形态了，而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组织这个概念的。 所以，表面上看组织是更松散了，但实际上平台的影响力会更大，只不过这个平台也是一个被快速迭代的过程。一个组织想保证它的影响力比以前要难，但是，个体想完全靠自己更难。
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是由民政部登记的社会组织，成立于1989年，由从事和热爱科学探险事业的科技工作者、科学探险爱好者及关心、支持科学探险事业的有关人士自愿组成。
他表示，插队的经历，让我对贫困群众有天然的感情，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心里更惦念贫困地区的人民群众。
用工单位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充分尊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将劳动法律法规的制度性要求落到实处。
正如他所说，90年代末创投开始在国内发轫，并以相当蓬勃的趋势实现了快速扩张，“综观全球，除了美国，也就只有中国创投行业实现了这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