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世界杯 孙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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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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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送机的市民对记者表示，虽然没法进去帮朋友办理登机手续，但现在情况特殊，为了安全，这种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在机场离境大厅，有警员驻守巡逻，现场秩序良好，旅客能顺畅办理相关登机手续。有外籍旅客路过执勤警察身旁时，向警察竖起大拇指，面带笑容拍打他们的肩膀说：“Thankyou！Goodjob！（谢谢！好样的！）”　　“我觉得这个临时禁制令是有必要的，示威者有诉求要表达，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不需要阻止大家乘飞机的，大家应该温和、理智一点。”今年高中毕业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李小姐当天准备离港度假。　　已经被非法集会耽误了两天行程的徐先生，对法庭发出临时禁制令表示相当赞成。“这个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直接绑架了所有乘客的利益，这不是香港这个文明社会应该有的。”他对记者表示，虽然现在机场秩序基本恢复了，不过他和同伴的机票已经过期，今天能不能成功补票出行还不确定。　　对于近期发生在香港的一连串滋扰公众以及暴力的行为，有旅客表示非常反感。“我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看到现在香港这么乱，真的很心疼。年轻人有很多想法很正常，但是要学会尊重别人，要踏实肯干，要有一颗宽厚的心。”在香港生活了50多年的陈女士对记者表示。　　“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这么自由的。文明人应该做文明事，通过暴乱手段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伤害的是全社会。”陈女士说。　　香港国际机场2018年客运量为7470万人次，每天约有20万名旅客进出。据记者现场观察，14日香港国际机场出境大厅、抵境大厅秩序良好、运作顺畅，机场正在恢复往日的繁忙，但受过去两天滋扰活动的影响，仍有部分航班取消。(责编：曹昆)。掂一掂中国饭碗的成色原标题：掂一掂中国饭碗的成色立秋已过，广袤田野生机勃勃，正孕育着秋粮丰收的希望。“过去春怕旱、秋怕涝，现在渠相连、水畅通，望天田变吨粮田。”看着田间的水稻，江西省上栗县崇德村农民黄许生打心眼里高兴。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落地，耕道改宽、渠道通畅，全村农田的灌排难题得到了解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强调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些年，从土地分包到户、实现家庭承包，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从改良贫瘠土壤、开发后备资源到坚守耕地红线、建设高标准农田，从引入新型农业主体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国家通过政策支持、扩大投入、深化改革等举措，稳步提升粮食产量和产能，每一寸土地都在不断释放增产潜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过去是8亿人吃不饱，现在是近14亿人吃不完”。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供给充足，保障有力“过去是8亿人吃不饱，现在是近14亿人吃不完”，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感慨。目前，我国粮食产量迈上万亿斤台阶，棉油糖、果菜茶、肉蛋奶等大宗农产品供给量显著增加，主要农产品市场运行基本保持稳定。可以说，我们的“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总体上是充足的，中国人的饭碗始终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供给有充分保障。衡量一国的粮食安全程度有四大指标。一看自给率，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谷物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二看储备率，我国粮食储备率远远高于国际公认的17%至18%安全线；三看总产量，从2004年起，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二连增”，最近7年连续超过万亿斤，这在世界大国里绝无仅有；四看人均占有量，1949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仅209公斤，2018年达470多公斤，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在同期人口增加一倍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十分不易。据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数据，全国夏粮总产量2835亿斤，增长%。农业农村部监测，新麦上市以来，优质商品小麦数量充足，价格每斤比去年略低3分钱。在一些国家粮价较大幅度上涨的情况下，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增产、市场供给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显示出对中国饭碗的深层次掌控力，也粉碎了某些人抛出的“中国粮食危机论”。伴随产量在高位走稳，粮食品质也在提升。以今年夏粮为例，从品种结构看，小麦主产区、优势区种植面积增加，地下水超采区等非优势区通过轮作休耕调减种植面积。市场走俏的优质专用小麦增加，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从种植方式看，节水、节肥、节药等绿色生产的技术大面积推广。全国小麦播种药剂拌种、种子包衣等节药技术推广比例达87%，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随着农业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保供给的手段也日新月异。设施农业让农业生产实现了周年供应，时不分四季、供应不断，地不分南北、想买就有。智慧农业让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与农业密切结合，农民在手机上就能掌握各种数据，动动手指就能管理大田。农产品电商让农业供应更高效，链接起了“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收获的农产品能快速送到市民手中。这让中国百姓的餐桌与希望的田野直接相通。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实推动粮食价格改革、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民种粮补贴制度、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一系列政策制度筑牢大国粮仓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新世纪以来，发布了16个中央一号文件，从发力农业科技到夯实农业基础设施，从推动粮食价格改革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粮食生产给予政策扶持。财政资金从重大水利设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到市场体系完善、主产区转移支付等多方面，不断多予少取。做好“减法”。2006年起，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结束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每年为农民减轻负担1300多亿元。2009年开始，逐步取消了主产区粮食风险基金的地方配套，每年为主产区减轻负担近300亿元。做好“加法”。建立农民种粮补贴制度，相继出台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农机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补贴政策。实施产粮大县奖励政策，奖励资金规模由2005年的55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428亿元，充分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积极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系列创新型举措接连出台。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这是首部全面落实地方政府粮食安全责任的文件。2016年1月，中央决定，加大财政对粮食作物保险的保费补贴比例，提高个百分点。这是在供给侧稳定粮食产能的创新型措施。2019年2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发布，首次提出围绕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做好国家粮食安全金融服务。从减法到加法，由常规性措施到创新型举措，大国粮食的根基日益牢固。中国的粮食安全不仅体现在当期的产量上，还体现在对未来产能的培育上。目前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一半以上农田实现了旱涝保收；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达％，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超过68％，农民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让中华粮仓越来越稳固，确保任何时候都能产得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强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推进土地流转、引导鼓励农民建立专业合作社，一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农业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种粮农民呈现老龄化和兼业化，“谁来种地”成为必须直面的问题。伴随资源环境亮起了红灯，如何构建高效的经营体系摆在人们面前。从统到分，再由分到合。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让地不再是那块地。2014年起，中央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截至2018年底，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超过5亿亩。目前，全国有农民合作社万家，家庭农场近60万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万个。当懂农业、爱农村的新型经营主体进入农业，“谁来种地”找到了答案。他们和亿万小农户一起，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大国小农”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全国小农户数量仍占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但是，一些地方却存在着忽视小农户、过于向大的经营主体倾斜的现象。针对这些情况，今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对扶持和提升小农户作出全面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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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一方面靠辨别，但另一方面，如果修史的时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就能“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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