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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下旬，周恩来在南京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统区创办报刊，随后，邵力子正式批准在南京筹办。筹办工作从组织办刊的工作人员开始。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亲自安排下，选调一批干部，成立了报刊筹备处。潘梓年负责全面工作，章汉夫负责编辑工作，钱之光负责经理工作，将精力重点放于《新华日报》的创办上，兼顾出版《群众》周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聚集南京，同八路军办事处的钱之光等，从10月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报纸筹办工作进展很快，但在《新华日报》申请办理登记手续的问题上，国民党当局不断进行刁难阻挠，借故推诿拖延，迟迟不予办理。此外，因战局危急，国民党决定放弃南京，邵力子打电话给潘梓年，要他们撤到武汉再筹备出版。潘梓年、章汉夫等10月19日奉命离开南京去武汉。11月下旬，筹备处转到武汉，继续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国民党当局仍采取拖延、抵赖和推诿等手法，制造各种借口，阻挠中共党报党刊的出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筹备处负责人潘梓年和徐迈进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如果不立即让《新华日报》出版，那就必须让我们先出版《群众》周刊。周恩来并为此直接与国民党中宣部长交涉。在我党的压力和据理抗争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先给《群众》周刊发出版登记证。1937年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创刊，与读者见面。《群众》周刊的出版，就像一面旗帜，飘扬在中国的万里长空，不仅在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引起轰动，而且在国统区、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海外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国民党当局官办报刊抗日宣扬存在很多顾虑，甚至散布悲观情绪、妥协言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群众》周刊以战斗的姿态和崭新的面貌，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战，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增强了中国人民胜利的信心。出版伊始，周恩来就在百忙之中为《群众》周刊撰稿。在创刊一个月内的五期刊物上，他发表的报告和文章即有三篇：《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怎样进行持久抗战》。这些文章均产生强烈反响，扩大了《群众》周刊的影响。《群众》周刊出版以后，周恩来曾经找编辑、记者和出版发行工作人员谈话，具体指导刊物定位和编辑方针。他明确地指出，《群众》周刊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就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需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至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这一重要指示，明确了《群众》周刊的定位和办刊思路，把理论底色、红色基因植入到《群众》的“胚胎”之中，至今依然得以坚守和发扬。关于如何把这份党刊办好，周恩来也有具体的指导。他要求编辑记者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还要懂得一些心理学。他不止一次地告诉大家：党报党刊的任务，就是要提高读者的政治思想认识。你要做好这一工作，首先必须了解广大读者或一部分读者的心理状态，了解他们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然后，你才能抓住他们的思想“疙瘩”，“有的放矢”地写出文章来。这里的“的”，就是群众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这里的“矢”，就是你们的文章。如果找不到“的”，你们的文章就会成为“无的放矢”的空话。此后，他曾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周恩来同志不仅在战略层面给予《群众》周刊的明确指示，而且在战术层面进行具体指导。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以后，《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转移到重庆出版。在此期间，他经常找党报党刊的同志谈编辑问题，从报刊的社论、专论，一直到文章的标题，无一不谈。他经常告诫同志们：对于材料不足的问题，对于没有掌握材料的问题，不要随便发表意见，否则便不是唯物主义者；对于掌握了材料的问题，是有必要发表意见的，但是，必须留有余地。有十分把握的问题，今天说它八分就可以了。十分有把握的问题只说八分当然不够，但是要明天或者到后天，你还可以补充，这就很主动。如果不是这样，把话说绝了，一旦情况证明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就会使自己在斗争中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使党也陷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读这一观点，仍然能感受到周恩来对办刊技艺的娴熟掌握，深刻体会到他对《群众》周刊的良苦用心。除了关心和亲自过问刊物的宣传，周恩来还十分关心《群众》周刊工作人员的教育和培养。
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才在物质上得到应有回报、精神上得到有效激励。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主题教育的各项部署，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在忠实履职中践行初心使命，在求真务实中彰显担当作为，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再上新台阶。
“中国互联网创业走到今天，第一个主题是2000年前后兴起的门户网站，第二个主题是移动互联网服务内容和服务应用的提供商，接下来是游戏、视频、社交，到之后的O2O、人工智能等。”然而，在互联网创业浪潮的起起伏伏中，朱啸虎的每一步都走在了风口。3S理论也成为他清晰明确的投资原则——所谓3S原则，即Significant（足够大的市场容量）、Scalable（高度可扩张性）和Sustainable（是否可防御）。在3S理论的原则下，朱啸虎从用户基本需求出发，聚焦到衣食住行等领域，扑捉到饿了么、衣二三、小红书、映客直播、滴滴等知名项目。“饿了么一开始其实并不非常符合3S原则。”朱啸虎回忆称，在投资饿了么早期，他和团队反复预测市场空间，前后修改了三次预测，最终勉强算出了10亿美金的市场空间。但是朱啸虎没有料到的是，消费者行为迎来了强势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外卖，引发了外卖市场的爆发扩容。“这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事情。但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参与，愿意和创业者一起赌未来。”在朱啸虎看来，当互联网创业的时代步入2018年之时，他更愿意把目光从消费互联网转移到企业服务的产业互联网上。“过去十年，中国的风险投资从企业服务上并没有赚到太多钱，他们赚的钱基本来自消费互联网。未来十年，我相信会有变化。”在他看来，在人工酬劳与日渐增和云端服务大规模应用的背景下，辅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赋能，企业服务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事实上，在最近两三年里，金沙江创投选择的企业服务类项目有着明显增加的趋势。“在企业服务赛道上，美国有更多的估值几十亿美金的公司，并且这些企业并不烧钱，风险投资人从企业服务上赚的钱超过消费互联网。”虽然还不能确定中国风险投资在未来十年里能在企业服务中赚到的钱超过消费互联网，但是朱啸虎认为，“挣到规模相当的钱是可以保证的。”。行业健康发展的期待者朱啸虎的投资风格如其名字一般，犀利又迅猛，也曾有人称他为“快投手”和“风投杀手”。在朱啸虎的自我剖析里，投资风格“快、狠、准”的背后，是长期的积累和项目调研，以及在投后管理中的长时间关注。在他的记忆里，滴滴打车处于早期成长阶段时，他几乎每天都和程维分析滴滴面临的各种问题。“当年出行领域项目不少，红包大战成为这些公司强多市场份额的手段。当时，滴滴曾出现过支付司机的人民币兑换不足的情况。紧急之下，我们所有股东自掏腰包，将自己的钱借给滴滴，支付给司机。”在极快的语速中，朱啸虎分析称，在投资企业后，需要和项目团队保持密切联系，随时处理预想不到的状况。在朱啸虎看来，当项目真正做得好的时候，投资机构退出是水到渠成的。“如果退出难，那是本身投的项目质量有问题。”不过，朱啸虎虽然并没有直接认可当下对于“退出难”的讨论，但他在采访中关于行业发展提到最多的词是“健康”。在他的观察中，2019年创业更需要稳健。“过去五年是一个特例，融资非常容易。很多企业打法非常激进，通过巨额烧钱，以巨额补贴的方式获取市场。“他希望即将到来的2019年，行业会偏重健康的发展。这一理念也在他新看中的企业服务赛道上得以体现。“企业服务类产品必须能直面企业需求，解决商业问题。””他谈到，“我们考虑的核心点，从来不是技术本身是否高大上，而是这些技术本身能不能解决商业问题。”在朱啸虎看来，企业服务项目评判指标与消费互联网类似，看用户留存、付费留存等，但指标要求会比消费互联网项目更高。好的企业服务项目，是用户真正愿意付费使用的。而他，愿意做这样产品背后的支持者与助推者。（人民创投：黄盛、实习生张楠）(责编：韩颖、张晨)。人民网驻英国记者报道集 人民日报（People'sDaily）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两日来受影响航机增至800班。
说到底，尊重关爱环卫工，根本之计是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资福利待遇。
许多德国媒体和网友普遍认为，这一处罚太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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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如何打掉“保护伞”？取得了哪些进展？近日，记者专访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公安部纪检监察组组长、部党委委员邓卫平。
陈治国一家在木顶寨村，一代接着一代，与贫困作斗争。
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一如既往把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作为分内职责，把该担的责任担起来，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
为何下降？针对多项指标持续回落，市场人士也给出了相应解释。
”此外，厉莉今年还将围绕民法典物权编和合同编、法院设置、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