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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苏军看来,婚龄问题是中华民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最大的“灰犀牛”,应该予以高度重视。“降低婚龄不可能直接扭转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的趋势,但是这是一个正调节的方向,配合其他一系列降低抚养成本、鼓励生育的政策,是能够逐步解决问题、扭转趋势的。”张苏军说。张苏军认为,目前年轻人的营养条件、生活环境、信息采纳、文化水平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提高,成熟度和当年相比大幅度上升,这为降低婚龄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而且婚姻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婚龄理应和成年相对等,有完全民事能力时就有权选择结婚或不结婚。“应该还婚姻权本来的基本民事权利的属性,赋予其更大的自由选择范围。降低婚龄不但是对基本民事权利的扩权,也和民法总则中关于成年的年龄规定相一致”。多位委员还认为没有必要在婚姻年龄上作男女的区别,建议将男女的法定婚龄进行统一,以体现男女平等。建议增加收养后评估监管规定审议中,围绕如何进一步完善收养法律规定,多位委员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刘修文委员建议建立收养后评估机制和纠错机制,发现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情形时,帮助收养人解除收养关系。同时,处理好事后监管与保守收养秘密的关系。“建立评估制度能够更有效地保护被收养人。”朱明春委员也建议加强收养后的评估和管理。“收养之后的初期一年,能不能由收养关系登记批准机构对收养关系进行评估,这样能够保护被收养人的合理合法权益。比如,评估收养人的人品、经济条件是否合格,是否符合收养条件的需要”。在加强管理的同时,朱明春还建议适当放宽年龄差距的限制。“现在独身者,自己选择独身或者离异的人越来越多,教育水平提高、教育年限延长了,如果要求差40岁以上,就意味着到退休只剩下20年了,收养的孩子可能退休的时候他还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教育,65岁了孩子才20几岁,大学还没有毕业。收养年龄当然是很重要的条件,但不一定非要强调年龄相差40岁”。对此,江小涓委员则主张在“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的后面加一条“被收养者父母事先同意的收养者除外”。“因为实际情况经常是收养人是父母信任的朋友。”此外,刘修文还建议进一步细化涉外收养相关规定,在收养关系解除相关条款中,增加对未成年人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规定。“在我国,一般选择对未成年被收养人保守收养秘密,但是不能排除被收养人了解相关情况和提出解除收养关系的权利。一旦被收养人有解除收养关系的意愿,如何提出、向谁提出诉求、要经过什么程序、有哪些救济途径等,有必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记者朱宁宁）。人民网香港分公司报道集 人民日报（People'sDaily）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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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市场监管总局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同志，局专利局负责同志，直属机关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专利局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局属各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纪委书记（纪检委员），局机关、专利局、商标局副司级以上领导干部，局其他直属单位、社会团体领导班子成员，京外专利审查协作中心主要负责人、党委书记，专利局各部门、商标局所属党总支、党支部书记等参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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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时期，有一些共同的文学特征。一是都有各自的独特文体。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群雄并起，诸子游说，各呈道术。重在说理的诸子散文和重在叙事的史传散文并驾齐驱，开启中国散文叙事说理的两大传统。两汉时期，辞赋独霸，劝百讽一，铺张扬厉，成一时风尚。建安时期，五言隆兴，慷慨悲歌，磊落使才。二是群才并起，涌现一大批作家。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老庄孔孟，源流有自，儒道墨法兵，各领风骚。两汉时期的辞赋大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一拨接一拨地出现，连成两汉一道文学景观。建安时期，三曹七子并驱文坛，诚如曹丕所言，是“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之后几个文学兴盛期，群体性也很突出，如正始年间有“竹林七贤”，西晋群才，因为相似的审美情趣而成为一个文学群体，尤其是“陆海潘江”。三是不仅出现文学高原，还出现文学的高峰。其中可称得上文学大家的很多，屈原和曹植是最突出的代表。文学高原的时代成因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高原的形成，要从整个时代寻找原因。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运势，必然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具体来说，无非是指当时的人文风尚、政治时局等。春秋战国，诸侯各国想方设法招揽人才，齐国在交通要道开设学馆，楚国扩建兰台宫。孟子和荀子都以贵宾身份受聘于齐国和楚国。稷下学风、兰陵良俗影响久远。纵横游说的诡异风俗促成了邹衍、驺奭、屈原、宋玉等辩说文才。汉初，文儒不受重视。到了汉武帝时期，需要文士们来润色宏业，才筑柏梁台广延人才，开举贤良文学之士。汉宣帝时，承武帝功德，诸文士待诏金马门，如此盛德之事，吸引了许多才人文士，他们的创作热情空前，两汉辞赋之高潮自然形成。唐代陈子昂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都视“建安文学”为文学高原。刘勰认为，建安时期文学高原的形成，也与“世情”和“时序”有关。曹魏时期，虽战乱频繁，但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才学之士投奔曹魏。曹丕也很重视文学事业，称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明代王世贞曾说：“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谢灵运所处刘宋时期也如此，宋文帝刘义隆很欣赏谢灵运的诗书才华。文学高峰的个人成因文学高峰的形成，与特定时代的文学氛围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作家的天资才情、天才创造和特殊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与读者的知音推赏、评论家的慧眼识珠也有一定关系。刘勰说：“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有的作家“思之缓”，有的“思之速”，文思无论快慢，都是建立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之上。“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这一时期文学高峰话语的主要建构方式，是读者推赏和品评。明代许学夷说：“（钟嵘）其言：‘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乃当时众论所同，非一人私见也。”可知，称曹植、陆机、谢灵运为文学高峰，是当时文坛的共同话语。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一是神笔与文学高峰的神化。通过一些神奇的故事神化文学大家的形象。阮籍的故事就是显例。《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讲阮籍的才情：“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通过近乎戏剧化的故事突出了阮籍如有神助的才华，《晋书阮籍传》就采信了这个故事。二是美谈与文学高峰的大众化。通过一些佳话美谈来使文学高峰形象大众化，使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如洛阳纸贵的故事。据史载，左思《三都赋》写成后“时人未之重”，但之后出现“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三都赋》确实写得好，另外也与一大批名人批注推荐密切相关。史载，“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陈留卫权又为思作《略解》”，这些注序，多嘉勉之词。正是众多名人褒奖推荐，才使得《三都赋》出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这个故事，反映出整个社会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提升，形成了喜欢文学、追捧名作的社会氛围，也加速了文学高峰形象的推广，促进了文学高峰的生成。三是品选与文学高峰的层级化。通过品评和选择，把文学分成三六九等，经过一流评论家的专业评点、比较和择取，真正确立一流作家的地位。突出的著作，是钟嵘的《诗品》和萧统的《文选》。《诗品》共评论122位五言诗人，其中曹植、谢灵运等都位列上品。钟嵘对曹植给予高度评价：“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如果说钟嵘是通过品诗体现自己的艺术观点，萧统则通过选文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文选序》说：“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这里，萧统有自己的选文标准，以“文为本”，“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根据这一标准，入选数目较多的作家当然就是萧统心目中的高峰作家，像曹植、谢灵运等人的作品就入选较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论的成熟期，以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以“世情”“时序”建构文学高原话语，又通过神笔、美谈、品选等路径建构文学高峰话语。这是中国文论史上较早的文学高原高峰的话语建构。（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键词视野下《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成熟期的话语建构研究”负责人、赣南师范大学教授）。建行“政融支付”平台成“智慧镇江”第三方支付统一入口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建行镇江分行在智慧镇江APP开发中，科技赋能，建行政融支付平台成为智慧镇江第三方支付的统一入口。智慧镇江APP是由镇江市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大数据管理局组织，各相关部门实施开发、集成镇江市各类政务和生活服务功能的移动应用软件，是服务于市民的智慧政务平台。智慧镇江APP主要为百姓提供查询办事两大服务。该行在了解到APP无法实现公共事业缴费后，迅速组建营销团队及技术服务团队，为市大数据管理局介绍建行在线缴费一口接入，单一对账功能，赢得了管理局的认可，最终选择使用建行的政融支付平台作为水电缴费、通信费充值等第三方支付的统一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