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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个时期，有一些共同的文学特征。一是都有各自的独特文体。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群雄并起，诸子游说，各呈道术。重在说理的诸子散文和重在叙事的史传散文并驾齐驱，开启中国散文叙事说理的两大传统。两汉时期，辞赋独霸，劝百讽一，铺张扬厉，成一时风尚。建安时期，五言隆兴，慷慨悲歌，磊落使才。二是群才并起，涌现一大批作家。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老庄孔孟，源流有自，儒道墨法兵，各领风骚。两汉时期的辞赋大家有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一拨接一拨地出现，连成两汉一道文学景观。建安时期，三曹七子并驱文坛，诚如曹丕所言，是“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之后几个文学兴盛期，群体性也很突出，如正始年间有“竹林七贤”，西晋群才，因为相似的审美情趣而成为一个文学群体，尤其是“陆海潘江”。三是不仅出现文学高原，还出现文学的高峰。其中可称得上文学大家的很多，屈原和曹植是最突出的代表。文学高原的时代成因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高原的形成，要从整个时代寻找原因。一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和时代运势，必然影响这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具体来说，无非是指当时的人文风尚、政治时局等。春秋战国，诸侯各国想方设法招揽人才，齐国在交通要道开设学馆，楚国扩建兰台宫。孟子和荀子都以贵宾身份受聘于齐国和楚国。稷下学风、兰陵良俗影响久远。纵横游说的诡异风俗促成了邹衍、驺奭、屈原、宋玉等辩说文才。汉初，文儒不受重视。到了汉武帝时期，需要文士们来润色宏业，才筑柏梁台广延人才，开举贤良文学之士。汉宣帝时，承武帝功德，诸文士待诏金马门，如此盛德之事，吸引了许多才人文士，他们的创作热情空前，两汉辞赋之高潮自然形成。唐代陈子昂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都视“建安文学”为文学高原。刘勰认为，建安时期文学高原的形成，也与“世情”和“时序”有关。曹魏时期，虽战乱频繁，但曹操唯才是举的政策吸引了一大批才学之士投奔曹魏。曹丕也很重视文学事业，称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明代王世贞曾说：“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谢灵运所处刘宋时期也如此，宋文帝刘义隆很欣赏谢灵运的诗书才华。文学高峰的个人成因文学高峰的形成，与特定时代的文学氛围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作家的天资才情、天才创造和特殊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与读者的知音推赏、评论家的慧眼识珠也有一定关系。刘勰说：“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有的作家“思之缓”，有的“思之速”，文思无论快慢，都是建立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之上。“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这一时期文学高峰话语的主要建构方式，是读者推赏和品评。明代许学夷说：“（钟嵘）其言：‘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乃当时众论所同，非一人私见也。”可知，称曹植、陆机、谢灵运为文学高峰，是当时文坛的共同话语。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条路径。一是神笔与文学高峰的神化。通过一些神奇的故事神化文学大家的形象。阮籍的故事就是显例。《世说新语》里有一则故事讲阮籍的才情：“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通过近乎戏剧化的故事突出了阮籍如有神助的才华，《晋书阮籍传》就采信了这个故事。二是美谈与文学高峰的大众化。通过一些佳话美谈来使文学高峰形象大众化，使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如洛阳纸贵的故事。据史载，左思《三都赋》写成后“时人未之重”，但之后出现“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的局面。究其原因，一是《三都赋》确实写得好，另外也与一大批名人批注推荐密切相关。史载，“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陈留卫权又为思作《略解》”，这些注序，多嘉勉之词。正是众多名人褒奖推荐，才使得《三都赋》出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这个故事，反映出整个社会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的提升，形成了喜欢文学、追捧名作的社会氛围，也加速了文学高峰形象的推广，促进了文学高峰的生成。三是品选与文学高峰的层级化。通过品评和选择，把文学分成三六九等，经过一流评论家的专业评点、比较和择取，真正确立一流作家的地位。突出的著作，是钟嵘的《诗品》和萧统的《文选》。《诗品》共评论122位五言诗人，其中曹植、谢灵运等都位列上品。钟嵘对曹植给予高度评价：“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如果说钟嵘是通过品诗体现自己的艺术观点，萧统则通过选文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文选序》说：“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这里，萧统有自己的选文标准，以“文为本”，“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根据这一标准，入选数目较多的作家当然就是萧统心目中的高峰作家，像曹植、谢灵运等人的作品就入选较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论的成熟期，以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以“世情”“时序”建构文学高原话语，又通过神笔、美谈、品选等路径建构文学高峰话语。这是中国文论史上较早的文学高原高峰的话语建构。（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关键词视野下《文心雕龙》与中国文论成熟期的话语建构研究”负责人、赣南师范大学教授）。建行“政融支付”平台成“智慧镇江”第三方支付统一入口中国经济周刊-经济网讯建行镇江分行在智慧镇江APP开发中，科技赋能，建行政融支付平台成为智慧镇江第三方支付的统一入口。智慧镇江APP是由镇江市市政府办公室牵头、大数据管理局组织，各相关部门实施开发、集成镇江市各类政务和生活服务功能的移动应用软件，是服务于市民的智慧政务平台。智慧镇江APP主要为百姓提供查询办事两大服务。该行在了解到APP无法实现公共事业缴费后，迅速组建营销团队及技术服务团队，为市大数据管理局介绍建行在线缴费一口接入，单一对账功能，赢得了管理局的认可，最终选择使用建行的政融支付平台作为水电缴费、通信费充值等第三方支付的统一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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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办公室公布多起典型案例。 首个被点名的是海南省澄迈县毁坏红树林问题。 督察组进驻海南省以来，不断收到群众举报，反映澄迈县沿海区域围海造地、毁坏红树林问题。 督察组对海南省红树林遭毁坏的问题并不陌生，2017年8月第一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对海南省进行督察时，红树林遭蚕食就作为重点问题被提出。海南省的整改方案也明确，要全面恢复红树林生态系统。
民盟中央副主席、青海大学校长王光谦，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张道宏和来自两岸四地部分大学校长，省领导张安顺、李景浩、金振吉、贺东平参加联谊活动。森林法修订草案：明确公益林和商品林差异化管理人民网北京6月26日电（梁秋坪）25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京召开，森林法修订草案提请会议审议。明确森林权属、加强森林权属保护，是这次法律修改的重点。根据森林生态建设和集体林权改革的实践经验，草案新增“森林权属”一章，针对我国森林权属的实际，区分主体分别规定。草案规定，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有森林资源所有权，国务院可以授权有关部门行使或者由有关部门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代理行使所有职责。国家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多种所有制的林业经营主体使用。草案明确，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由农民集体使用的林地依法实行承包经营。未承包的集体林地以及林地上的林木，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国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团队、部队营造的林木，由营造单位经营并按照国家规定支配林木收益。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营造的林木，依法由营造着所有并享有林木收益，合同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分类经营是这次法律修改的关注点。草案根据森林生态区位和主导功能的不同，将森林分为公益林和商品林，采取差异化的政策管理措施。草案规定，将森林生态区位重要或者生态状况脆弱，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划定为公益林，实施严格保护。公益林由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公益林经营可以合理利用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但是应当符合生态区位保护要求，不得破坏公益林生态功能。除特殊情况外，公益林只能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草案明确，未划定为公益林的森林属于商品林。商品林由林业经营主体依法自主经营，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采取集约化经营措施。采伐商品林应当依法办理采伐许可证，符合技术规程，控制皆伐面积，伐育同步规划实施。林木采伐是放活还是管死，是这次法律修改的焦点。草案按照“放管服”改革精神，完善了森林采伐限额和采伐许可证制度，适当下放审批权，缩小许可范围。草案规定，国家严格控制森林年采伐总量。年采伐限额由省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编制，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报国务院备案后实施。重点林区的年采伐限额，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编制，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草案明确，采伐林地上的林木也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对非林地上的农田防护林等防风固沙林、护路林、护岸护堤林和城镇林木的采伐，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此外，草案还删除了木材生产计划、木材运输证等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内容。电子社保卡便利你我（生活漫步） 瞄准百姓公共服务的需求痛点，让人们的生活更便利，希望类似电子社保卡这样的便民服务再多些 人社部日前宣布，截至6月底，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相关城市可以签发电子社保卡。截至7月19日，全国已经签发了2500多万张电子社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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