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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的共识是，辞赋的渊源文体至少有以下九种：诗经、楚骚、战国策、先秦宫廷俳优艺术、先秦神话、先秦隐语、先秦寓言、先秦俗赋、秦汉说话艺术等。其实，汉赋浑和的应当还不止这些文体，它几乎整合了所有之前已有文体。西晋皇甫谧《三都赋序》曰：“赋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这个“加”，既指语言、修辞方面，也应包括文体方面。试想：赋之为体，有什么已有文体是不可以“加”进去的？无论经史子集，还是诗骚歌谚，抑或言语论说，都可以“无缝对接”。所以赋给人的最大感觉就是：它总是“满满”的，读赋能让人“吃撑”。西汉司马相如就曾说道：“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说文解字·贝部》：“赋，敛也”，这就说明，赋的本意就是“聚敛”，是一种以聚积性为主要特征的文体。明代屠隆说：“文章道钜，赋尤文家之最钜者。包举元气，提挟风雷，翕荡千古，奔峭万境，搜罗僻绝，综引出遐，而当巧自铸，师心独运。岂惟朴遬小儒却不敢前，亦大人鸿士所怯也。”此言充分道出了赋的集合性和创造性。唐传奇、元明清戏曲无疑也属于“大成”之强势文体。宋代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说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唐传奇之妙处，正缘于其“文备众体”。清代孔尚任《桃花扇小引》说：“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小说，无体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戏曲的特质及优越性也在于其“无体不备”。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或说，曲为“词余”。这些也都说明戏曲文体的浑和性。英国作家福斯特曾说，小说具有很强的综合“左邻右舍”的能力。笔者以为，在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浑和文体是长篇小说，其优越性超过戏剧。两者虽然都属叙事文学，都有很强的整合性，但戏剧（包括影视）因仰赖舞台（或屏幕），整合性受到一定限制；而小说，变搬演为白言，具有最大限度的整合性。所以，长篇小说好比中国古代文体中的“超级恐龙”，拥有无穷的能量和活力。迄今为止，长篇小说仍无与争锋地雄踞于大成文体的宝座之上。然而，大成文体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自身仍处在永不间断的浑和进程中；另一方面它也要更新换代。在文学史上，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大成文体。新的大成文体可以兼包所有的已有文体，其中包括旧的大成文体。然后，随着新的大成文体的上位，文坛趋于稳定。直到一段较长时期后，更新的大成文体再次出现。如此循环，以至无穷，这就是大成文体的衍化史。形成大成文体的文化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和“大成文化”。《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和，是天下之大道。习近平主席2014年访问印度时曾说道：“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安宁、和谐共处。”这就说明，和为贵，是“最中国”的文化理念。《国语·鲁语》记周太史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最高境界的和，古人谓之“太和”。《周易·乾》曰：“保合太和，乃利贞。”合和，方能大成。
外部的写实与内部的写意同时完成。
看到94岁的老英雄张富清，习近平总书记俯下身，双手紧握住老人的手，同他亲切交谈并致以诚挚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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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华大学新生骨干训练营的三天，马程田重新认识了这所国内顶尖的名校。
中国人民的帮助也建立起了坦赞两国人民的友谊。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中，坦赞两国四次提案，特别是在1971年，坦桑尼亚代表利用对联合国议事程序的熟识，击败了美国提案。当听到恢复新中国合法席位之后，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在联合国大厅喜极而舞，他回忆说：“那种狂喜是努力争取换来的。作为中国的朋友，高兴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友谊，不因时间而磨灭，更因岁月流逝而弥足珍贵。历史亲历者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这样回顾他和中国领导人的友谊，“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认为我们是真心诚意的。正是基于此，我们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是真诚的友谊”。他深信中国是“全非洲伟大的朋友，慷慨的朋友，全天候的朋友”。坦赞铁路精神是科学务实的精神。铁路是现代化的标志，建设铁路必须有科学精神，中国专家在勘测、设计和施工等环节认真细致、精益求精。根据1965年赴坦桑尼亚实地考察的结果，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修建铁路的三原则：一、修建标准要比坦既有铁路高；二、不能靠人海战术，要大量使用施工机械；三、要研究工期，坦赞铁路到底多长时间能够修成。在勘测和设计工作中，中方专家贯彻上述原则，详尽收集沿线地质、地貌信息，进行了艰苦的实地测量。1969年7月，坦赞两国的实地勘测工作基本结束，同年12月，坦赞铁路勘测报告最终完成。报告指出，在经济方面，“本线建成后，对坦赞两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工程估价为“人民币9亿至10亿元”。在铁路设计的最后阶段，一种充分展现“中国智慧”的思路破解了坦赞两国因制动方式不同而僵持不下的困局。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种“彼此结合”的思路，在坦桑尼亚境内采用空气式，到赞比亚境内换成真空式，并将这项技术难题交给了北京二七车辆厂来完成，工人只用三天就攻克难关，解决了问题，试制出了制动设备。技术难题的破解令两国代表深受感动，卡翁达总统后来也曾感谢周恩来总理，“对一些专家都认为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居然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从而推动了坦赞铁路的建设”。坦赞铁路精神是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的环境和宏大的工程需要人们拼搏，同时，环境越艰苦，工程越宏大，就越能唤起人们的斗志。开工典礼后，目睹中国专家的精湛技术和简陋生活环境，尼雷尔总统流下了热泪，他表示，“让我国人民参观修建中的坦赞铁路，他们可以从中国专家身上看到什么叫‘自力更生’，什么叫‘艰苦奋斗’！”坦桑尼亚境内的姆林巴至马坎巴科是“全线的关键地段”，在铁路建设的“姆马攻坚”中，三国工人充分展现了奋斗精神。正是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主义精神，三国工人在阴暗潮湿、狭窄低矮、空气污浊的洞内工作，最终在硝烟中完成了一座座宏伟坚固的隧道。坦赞铁路穿越高山、峡谷、湍急的河流、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群居出没，全线工程浩大，技术复杂，施工条件异常艰苦。有160多位建设者为坦赞铁路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有65位是中国援建人员。坦赞铁路精神是平等友爱的精神。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平等对待小国、弱国、穷国，真心帮助这些国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在第二次访问中国时，尼雷尔称赞中坦友谊是“一种最不平等的平等之间的友谊”。在火车全线通车时，尼雷尔感慨道：“铁路的修建过程自始至终都体现了双方的平等关系……中国向我们展示了改革创新和国与国之间相互团结的真正含义。”在1976年铁路正式交接那天，无数坦桑尼亚群众蜂拥到达累斯萨拉姆车站，像庆祝重大节日一样载歌载舞，他们用不流利的中文高呼“感谢中国人民的伟大援助”，在场的中国专家无不为之动容。这种平等关系，更体现在中国专家平等待人、尊重朋友的情感之中，他们以“三心”对待非洲朋友，即对朋友传授技术要热心，帮助朋友要耐心，对朋友的成长要关心。中国专家的真挚情感，赢得了非洲朋友的尊重。有位当地老工人回忆，“中国专家确实是诚心诚意地在教我们，他们只有确信我们已经掌握了工作技能才会离开”。另一位老工人也讲，“我发自内心地说，中国人到非洲搞建设，真是为非洲人好”。自1971年7月至1981年7月，中国为坦赞铁路培训各种专业人员1257人，占全路人员总数的1/6。大批工人不仅为铁路运营提供了人力资源，也为坦赞两国发展储备了知识。正如美国学者蒙洁梅所评价的，建设坦赞铁路使非洲青年成长为“严守纪律的工人和高素质的公民，他们能够从更高的角度审视进步和发展问题，并规划他们未来的图景”。
诚信之悟。